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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弱女子（第32页）

她心意决定了，对吴一粟也完全绝望了，所以那一天晚上，于吴一粟上床之后，她一个人在电灯下，竟写了三封同样的热烈地去求爱求助的信。

过了几天，两位先生的复信都来了，她物质上虽然仍在感到缺乏，但精神上却舒适了许多，因为已经是久渴了的她的那颗求爱的心，到此总算得到了一点露润。

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样子，李文卿的回信也来了，信中间并且还附上了一张五块钱的汇票。

她的信虽则仍旧是那一套桃红柳绿的文章，但一种怜悯之情，同富家翁对寒号饥泣的乞儿所表示的一样的一种怜悯之情，却是很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的郑秀岳，连对于这一种怜悯，都觉得不是侮辱了。

她的来信说，她早已在那个大学里毕了业，现在又上杭州去教书了，所以郑秀岳的那一封信，转了好几个地方才接到。

顾竹生在入大学后的翌年，就和她分开了，现在和她同住的，却是从前大学里的一位庶务先生。

这庶务先生自去年起也失了业，所以现在她却和郑秀岳一样，反在养活男人。

这一种没出息的男子，她也已经有点觉得讨厌起来了。

目下她在教书的这学校的校长，对她似乎很有意思，等她和校长再有进一步的交情之后，她当为郑秀岳设法，也可以上这学校里去教书。

她对郑秀岳的贫困，虽也很同情，可是因为她自家也要养活一个寄生虫在她的身边，所以不能有多大的帮助，不过见贫不救，富者之耻，故而寄上大洋五元，请郑秀岳好为吴一粟去买点药料之类的东西。

二十五

郑秀岳他们的生活愈来愈窘，到了六月初头，他们连几件棉夹的衣类都典当尽了。

迫不得已最怕羞最不愿求人的吴一粟，只好写信去向他的叔父求救，而郑秀岳也只能坐火车上杭州去向她的父母去乞借一点。

她在杭州，虽也会到了李得中先生和李文卿，但张康先生却因为率领学生上外埠去旅行去了，没有见到。

在杭州住了一礼拜回来，物质上得了一点小康，她和吴一粟居然也恢复了些旧日的情爱。

这中间吴卓人也有信来了，于附寄了几十元钱来之外，他更劝吴一粟于暑假之后也上山东去教一点书。

失业之苦，已经尝透了的吴一粟，看见了前途的这一道光明，自然是喜欢得比登天还要快活。

因而他的病也减轻了许多，而郑秀岳在要求的那一种火样的热爱，他有时候竟也能够做到了几分。

但是等到一个比较得快乐的暑假过完，吴一粟正在计划上山东他叔父那里去的时候，一刻也少不得男人的郑秀岳又提出了抗议。

她主张若要去的话，必须两人同去，否则还不如在上海找点事情做做的好。

况且吴一粟近来身体已经养得差不多快复原了，就是做点零碎的稿子卖卖，每月也可以得到几十块钱。

神经衰弱之后，变得意志异常薄弱的吴一粟，听了她这番话，觉得也很有道理。

又加以他的本性素来是怕见生人，不善应酬的，即使到了山东，也未见得一定会弄得好。

正这样在迟疑打算的中间，他的去山东的时机就白白地失掉了。

九月以后，吴一粟虽则也做了一点零碎的稿子去换了些钱，但卖文所得，一个多月积计起来，也不过二十多元，两人的开销，当然是入不敷出的。

于是他们的生活困苦，就又回复到了暑假以前的那一个状态。

在暑假以前，他们还有两支靠山可以去靠一靠的。

但到了这时候，吴一粟的叔父的那一条路自然的断了，而杭州郑秀岳的父母，又本来是很清苦的，要郑去非每月汇钱来养活女儿女婿，也觉得十分为难。

九月十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和中国军阀相勾结，打进了东三省。

中国市场于既受了世界经济恐慌的余波之后，又直面着了这一个政治危机，大江南北的金融界、商业界，就完全停止了运行。

到了这一个时期，吴一粟连十块五块卖一点零碎稿子的地方也不容易找到了。

弄得山穷水尽，倒是在厂里做着夜工，有时候于傍晚上工去之前偶尔来看看他们的冯世芬，却一元两元地接济了他们不少。

十二月初旬的一天阴寒的下午，吴一粟拿了一篇翻译的文章，上东上西的去探问了许多地方，才换得了十二块钱，于上灯的时候，欢天喜地的走了回来。

但一进后门，房东的一位女主人，就把楼上房门的锁匙交给他说：

“师母上外面去了，说是她的一位先生在旅馆里等她去会会，晚饭大约是不来吃的，你一个人先吃好了，不要等她。”

吴一粟听了，心里倒也很高兴，以为又有希望来了。

既是她的先生会她，大约总一定有什么教书的地方替她谋好了来通知她的，因为前几个月里，她曾向杭州发了许多的信，在托她的先生同学，为她自己和吴一粟谋一个小学教员之类的糊口的地方。

吴一粟在这一天晚上，因为心境又宽了一宽，所以吃晚饭的时候，竟独斟独酌的饮了半斤多酒。

酒一下喉，身上也加了一点热度，向床上和衣一倒，他就自然而然的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