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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2章 坚决（第2页）

我们看重从苏俄来的那套制度中有极强凝聚力、动员力的部分，也需要清醒地认知和克服那套制度中许多负面的东西。

如果非要去设计一个好作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作家，很可能只剩下官媒的评论员而剩不下什么作家。

当然，我并不是同意和欣赏日记本身所有的内容，而是觉得应该珍视并试图守卫我们这个国家经历过惨痛磨难、惨痛教训之后，而使我们逐渐成为强国的那些点滴进步。

那种认为写了痛苦和死亡就是消极态度的论调，是把人简单化了，反映的是武断者自己的狭隘和脆弱。

不少质疑者曲解武汉日记的文本，纠缠于移花接木后的细节，而对生命的消逝却无动于衷，这只能说明他们惊人的冷漠。

至于个别“官老爷”

自称代表人民，实际背离了人民的立场，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则是更为深刻的教训。

作家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歌德型，这类作家负责赞美苦难，把民众引向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二是揭示者，这类作家负责说出真相，尽管冒着某种被训诫的危险；第三类是审判者，这类作家试图对事件、人物及其象征意义作寓言式的裁决。

那位女作家无疑是罕见的第二类作家。

她身居病毒爆发的原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

中的事实和感受，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

但这完全不符合某些人对第一类作家的期待，也不符合另一些人对第三类作家的期待。

人们已经发现，在咱们这里，第三类作家还没诞生，第二类作家凤毛麟角，只有第一类作家四处可见，犹如爬满宫墙的苔藓。

调查组说，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是反体制人士，所以一定程度上算是扭捏捏捏的给他平反了。

大多数人一直就认为他不是，他只是个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

那位作家难道不是也一样？在那样的时刻没忘记自己是作家而已。

这就不但牵涉到事实认定，也牵涉到政治智慧。

因为所谓政治智慧，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有些人硬要说那位作家是反体制，对他们要维护的体制是有利呢，还是不利？

另外还有一位女留学生和湖北大学的一个女教授在网络上的言论招致了“人人喊打，万箭穿心”

的事实。

同样，我不发表看法，我就默默的看着他们的表演。

喊打喊杀，恨不得株连九族，请愿乃至呼吁有关部门查人家爸爸，妈妈，大伯，叔叔……

想起日记里一段话：“可惜了那么多年轻人。

当他们把极左人士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时，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会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

其实不仅是年轻人，还有很多老巨婴，头发白了，牙掉光了，却还没有成熟。”

三个女性，不同的层次和年龄，我认为是真的猛士！

起码说了真话。

所以，咱们现在阴盛阳衰是事实。

那些铺天盖地喊打喊杀的键盘侠们，与其和她们纠缠不休，不如想想当初官方那么爽快的承认是咱们吃了“蝙蝠”

引起的源头，到底算是什么操作。

这是咱们几乎在第一时间自己承认的，没错吧？基本上是遮掩不住之后，第一时间就站出来认账了，说是查清了源头。

现在再想甩锅，作为国人都总觉得底气不足，不过头上顶着这口大锅也很是不爽。

哪怕最终经过鉴定，源头确实不在我们这里，只是一开始自己举手承认，躺平任踩的姿态，在世界范围还怎么纠正？

就问这到底是怎么个操作？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