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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论一史之断限者也。

其分立时正统之论，则习凿齿首及之。

《晋书·凿齿传》载其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之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

今沈沦重疾，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

其论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

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若以晋尝事魏，拘惜禅名，则惑之甚者也。

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

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

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

论足王天下与否，纯以功德为准，而破拘于君臣之分，缪托禅让之名，实颇合民贵君轻之义也。

凿齿正统之说，当以此论所言为正。

《传》又言：凿齿以桓温觊觎非望，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则近亿度。

《晋书·天文志》云：“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大微。

七年，五月，帝崩。

《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验天文。

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

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大微。”

以天象定正伪，则冥漠之说矣。

史也者，所以记人群之行事，以资鉴戒，非徒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

此义也，昔时史家，久已知之。

然史官缘起。

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

《齐书·崔祖思传》：祖思陈政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故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

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

述事褒谀为体。

世无董、狐，书法必隐。

时缺南史，直笔未闻。”

即深惜史职不举，不足使人歆惧者也。

宋文帝欲封王昙首等，会燕集，出诏示之。

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

封事遂寝。

荀丕恶于王俭，又上书极谏齐武帝，言甚直。

帝不悦。

竟于荆州狱赐死。

徐孝嗣闻之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

《南史·齐豫章王嶷传》。

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

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

皆谓史笔，足儆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