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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选举（第8页）

明制，是非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的（府州县学生应科举，是先须经过督学使者的试验的，谓之“科考”

。

科考录取的人，才得应乡试。

但后来，除文字违式者外，大抵是无不录取的。

非学生，明代间取一二，谓之“充场儒士”

，其数极少）。

所以《明史》谓其“学校储材，以待科举”

。

按科举所试，仅系一日之短长，故在事实上，并无学问，而年少气盛，善于作应试文字者，往往反易弋获，真有学问者反难。

学校所授，无论如何浅近，苟使认真教学，学生终必在校肄习几年，必不能如科举之一时弋取。

但课试等事，极易徒有其名，学问之事，亦即有名无实。

毕业实毕年限之弊，实自古有之，并不自今日始。

使两者相辅而行，确系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

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所以从前应举的人，称应举所作文字为敲门砖），利禄才是目的。

目的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

（一）假使科举与学校并行，年少气盛的人，亦必愿应科举而不愿入学校。

（二）况且应试所费，并来往程途计之，远者亦不过数月，平时仍可自谋生活，学校则不能然。

所以士之贫者，亦能应科举而不能入学校。

（三）何况学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举之美。

职是故，明朝行学校储材以待科举之制后，就酿成这样的状况：（一）国子监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举之美，则士之衰老无大志者都归之。

（二）府州县学，既并无出身；住在学校里，又学不到什么，人家又何苦而来“坐学”

？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禄为目的的。

志既在于得禄，照经济学的原理讲，是要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的。

不教亦无碍于利禄，何苦而定要教人？于是府州县学，就全然有名无实了。

明初对于国子监，看得极为隆重。

所以后来虽然腐败，总还维持着一个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几乎和府州县学一样了。

制科在唐朝，名义上是极为隆重的。

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如乡贡的深刻。

自宋以后，大抵用以拔取乡贡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过长于辞章，或学问较博之士（设科本意，虽非如此，然事实上不过如此，看《宋史·选举志》可知）。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意还不过如此。

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诏开经济特科，时值变法维新之际，颇有登用人才之意。

政变以后，朝廷无复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举的人，加以考试，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

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

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

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

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知识技能（此知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知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知识），别无所谓学问的。

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