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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新星与批孙 3（第2页）

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

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3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

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倡议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

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

这些观点都聚焦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1964年的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

理论家们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

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

批判孙冶方的序幕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拉开。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

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这时，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无锡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

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中央宣传部派出3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

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

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

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

，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并且有“里通外国”

的重大嫌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却不肯低头认罪。

这个倔强的无锡人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

。

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他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7年。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杨坚白、桂世镛等《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骨干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

的“八大金刚”

，一直受到他保护的老“右派”

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作为“张孙反党集团”

的“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