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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突破口 按劳分配 1（第3页）

吴敬琏论证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行动，归根到底是由物质原因所推动，表现为物质利益的生产关系决定所有的社会关系。

因此，“四人帮”

那种把“物质刺激”

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显然是反动的。

在他们的压制下，不但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甚至连研究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他的发言突破了工资、奖金等具体问题的范围，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后，7月，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因陈云和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正式结束。

10月底，第三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与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500多位专家和官员之外，还有23个省、市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人赶来参与讨论，会议上的发言人多达100多位。

周叔莲、吴敬琏和汪海波递交的论文是《论社会主义工资和它的具体形式》，提出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

。

如果说，很多与会者的发言是“表态性”

的，那么，吴敬琏等人的观点则明显更带有可操作性。

由于光远发起的这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无疑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万马齐喑的黯淡局面，为日后的思想大解放鸣响了号角。

对中国思想界来说，真正的转折性时刻出现在1978年5月11日。

当天，《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同日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

在文章中，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很快，围绕着“真理检验标准”

展开了一场全民性的大讨论，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

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

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

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建立起实践主义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第一块思想基石。

它成为日后引导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

在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经济学命题比“按劳分配”

更直观地体现“实践检验”

的道理了。

这一年的10月25日，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既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研讨，更是以此来呼应如火如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

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会就分成了3个组，分别讨论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问题、劳动报酬的形式问题、农村按劳分配及其形式的问题。

吴敬琏等3人递交的论文题为《深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出了两个与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一是怎样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二是建议对企业领导干部实行物质奖励制度。

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自负盈亏”

的原则——企业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完成利润计划之后，企业劳动者集体应该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反之，企业劳动者集体也应承担一定的物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