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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第3页）

的大争论以后，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过时。

此外，所谓由于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都是相同的，因而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也无根据，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恶税”

，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

的工薪阶层。

因此，他的政策取向是，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之势。

从政策的选择来看，在这次论战中，专家们的分歧其实在于“边治边理”

还是“先治后理”

。

这取决于双方对通货膨胀的性质判断不同。

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改革。

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

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

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当前的通货膨胀。

总之，这是改革史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四种意见、几派人马交缠在一起，弄得人头昏脑涨。

在政府层面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必须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应当大刀阔斧地整顿金融系统的领导人，正是当年在马洪主持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过，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

朱镕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

在上海期间，他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

在口述史中，吴敬琏这样评论他的这位老相识：“他有两点是不错的，一是能够与人讨论问题，也许别人不这么看，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可以辩论。

很多官员怕他，见到他，本来说得清楚的事突然就忘了。

其实，他跟你讨论，即使争论得很厉害，但是并不记仇。

我和他在农产品收购政策上有很严重的分歧和激烈争论，但这都不妨碍我们一直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他曾说，争论归争论，对人的处理上面，不能够很随便。

他对有些领导干部一言不合就整人，很有意见。

另外一点，他有时难免主观，但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干成，魄力很大。”

吴敬琏还对朱镕基主政12年的“成绩单”

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评价：“我觉得他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一件就是1993年，用改革的办法治理了通货膨胀，一件是在1998年，同样是用改革的方法应对了东亚金融危机。”

朱镕基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并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一个是基建投资，一个是股市，则太热了。

可是在当时，举国上下憋了一股劲儿，曾经熄灭的发展热情刚刚被南方视察激发出来，在这种全民亢奋的时刻，要求让经济“急刹车”

，无疑会背负“反对发展是硬道理”

的汹汹骂名。

到1993年的四五月间，形势越来越失控，物价零售指数持续上扬，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半年内贬值了45%，决策层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决断。

这时候，又是邓小平出场，他找最高领导层谈话，促使采取措施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换人，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行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双管齐下”

的重大决策：一是6月24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6号文件：《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通常称为“十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