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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2（第3页）

时，吴敬琏将这一设想与同事们一起推演完善，由周小川和王林执笔完成了《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的专题报告。

他们建议，应改变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现收现付制改为个人账户制，把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预筹方式纳入社会保障资金。

在1993年6月的中央台电视讨论会上，谈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吴敬琏说：“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国有企业改制以后股票上市，出售以后收回来的钱不把它马上拿去投资，而要由政府收回来。”

这是一段在当时听上去非常费解的话，主持人没有顺势追问下去——“收回来干什么呢？”

他在此前早就多次建议：用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形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吴敬琏在一份政策建议书中提出，应当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

，划入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以补偿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欠账。

吴在文章中写道：“显然，这样做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因为在工资扣除基础上形成的这部分国有资产产权本来就属于为这种积累作出贡献的老职工，在改行个人账户制时，自然应该将这部分积累付还给他们。

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作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吴敬琏在晚年口述史中讲述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的经过。

他说：“这种建议往往受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管理部门，有人说这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另一方面是社保部门，他们反对得更为厉害。”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的财政部长是这一建议的赞同者，他曾下令财政部按吴敬琏等专家提出的方案编单子，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中，去还老职工的欠账。

可是，这一做法很快被高层制止，理由正是“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

吴敬琏在2009年写作的《中国经济六十年中》记录道：“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养老保险采取个人账户制。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补偿老职工的办法来充实‘老人’和‘中人’的个人账户。

当时就有人以“国有资产流失”

为理由加以反对，以致无法把老职工的个人账户制养老保险建立起来。”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使得工人失业——当时叫“下岗”

——数量激增，1996至1997年间，失业工人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直到2000年，这一数字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

。

作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吴敬琏一直目不转睛地“盯”

着这种现象。

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都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吴敬琏认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一再秉书建言，力求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与他一起努力的官员和学者有刘仲藜、周小川和林毅夫等。

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曾参与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

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而这一计划最终流产了。

在中国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而有一些则是因为以权谋私的贪欲所造成的，用吴敬琏的话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

在建立全国社会保障体系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吴敬琏竭力在其他方面推动中国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

例如，2004年他和资中筠教授共同推动了《公益捐赠法》的修改完善，2006年与茅于轼教授共同发起集资1800万元建立富民基金会，2008年起担任北京富平学校理事，2009年就任100位企业家捐资建立的阿拉善生态基金理事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