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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2（第2页）

进而，他将笔触回到了对当前政策的反思上：“我们还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

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

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

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创新论坛”

上，吴敬琏在演讲中批评说，4万亿经济方案，实际上打压了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了“国进民退”

。

他引用调查数据说，70%以上新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小企业。

“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给他们信心。”

除了对宏观调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吴敬琏的另外一个担忧是，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

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所预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会形成“空前繁荣”

，然后接着就是资产（房地产、股票）泡沫和通货膨胀生成。

如果体制性矛盾无一得到解决，新的、更大的危机将会如影随形，如期而至。

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问卷答案中写道：“目前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我国经济近年来困难成因的不同分析。

主流的意见把困难成因归结为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和由此导致的中国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认为我们只要用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国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

面对上述意见，吴敬琏认为“不符合实际”

。

他仍然坚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论坛上所给出的结论，认为是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及中国经济粗放增长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接着，他对两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进行了纠正。

其一，有些论者对西方经济复苏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只要它们恢复进口，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支持下，粗放的发展方式又可以继续运行下去。

他觉得这种想望恐怕不太现实。

因为，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储蓄率已经提高了7%，这意味着至少最近不会需要过去那么多的净进口；其次，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正在致力于改变美元作为唯一国际储备的状况，建立受到国际监管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两方面的演变说明，靠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持续，应当自求改变。

其二，他对人们经常所谓的“三驾马车”

（消费、投入和出口）之说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三驾马车”

的分析乃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着重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短视，说得严重一点，是一种误导。

如果用“三驾马车”

的态势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这意味着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使总需求增长，就能维持GDP增长稳定上升的趋势。

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的误用，极易造成宏观经济决策的偏差。

吴敬琏最终指出，我国经济存在的两大问题是——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腐败蔓延、贫富悬殊的分配格局，其根源都在于马克思曾经进行尖锐批判、西方国家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已经抛弃的粗放增长模式……而解决之道则是，在采取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坚决执行“十一五”

规划和“十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