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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1（第2页）

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

，非“极左”

即“极右”

，视改良主义为“犬儒”

，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

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

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

。

有人因“吴市场”

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

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

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

——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

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有选项”

。

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在1988年维也纳“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

上从东欧同行那里学来的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

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晚年的吴敬琏因种种言论而遭到指责，不过，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

在一篇题为《“左”

的和“右”

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40年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联系在了一起。

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

将不再重复。

但是事与愿违，当“也曾相信过”

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地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