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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拾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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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纯情散文新作（.shg.tw）”

！

上海拾梦……

（一）

站在17层高楼的窗口眺望上海，除了那排排梧桐还保留了点昔日上海的风姿之外，她在我面前，当真变得美丽而陌生了。

大概还是在979年的仲夏，我在上海布月把光景。

当时我给“上影”

改一个电影剧本，住在一个长满梧桐的小巷。

一别就是17个春秋，今年5月我由长江归来，在上海停留一夜，行色匆匆，第二天就乘飞机返问了北京，因而可谓只是与上海擦肩而过，没有能感悟到上海的变化。

8月盛夏，再来上海图书节签名售书，既是一次“下马观花”

，又有了一次旧梦重温的机缘。

我自喻为一片北国的飞雪，一株北国的野草，在感情上常常与黄浦江畔的上海滩，存在着一种地域文化的距离感。

但是仔细想来，依附于我灵肉中的文学生命，却与上海有着比北京更为深厚的血缘关系。

5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稚嫩的文学青年的时候，我的三本集子（两部短篇小说集和‘部长篇》，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派编辑北匕京城，与我签订了出书和约稿合同，使我这颗文学苗苗，能成为一棵文学丛林中的一棵小树。

当时的三本书，大约拿到了8000多元的稿酬。

我之所以提及这个阿拉伯数字，实因它支撑我和我原来的妻子，在后来的艰苦劳改岁月中，度过了相当多的生活难关。

我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在60年代初的大饥饿年代里，不仅要靠这些钱给我和前妻一次次地往劳改队背运食品；加上1957年我们还留给老人身边个孩子，她与孙子一老一小也要生存，如果没有那三本书的稿酬支撑，这一老一小怕是连讨饭也找不到庙门。

因而，这可以算上海留给我永生难忘的第一个最为实际的有情之梦一当时物价很低，萝卜、白菜才两分钱一斤，大米的价格不过二角钱左右一所以，这次来上海签名售书时，在上海作协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会上，我诚挚地向罗洛同志（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表达了一个作家的谢意。

……

历史到了1978年，刚刚结束劳改生涯的我，孤鸟般地暂时栖身于山西监汾地区文联。

20年的底层生活，虽然使我在文学素材的占有上成为富翁，但当时的历史并没有赋予我发表作品的权利。

可是就在为右派冤案平反的55号文件下达之前，主持《上海文学》的唐铁海、赵自同志，在该年5月号上居然推出了我的短篇小说《女瓦斯员》。

编辑部的超前意识，使我提前亮相。

1957年至1978年，时隔21年的沉沦岁月之后，我这个北京的作家，却是在上海刊物上复出的。

之后，便是1979年发表在《收获》第二期上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

《收获》以其超人的勇气，在“两个凡是”

的阴霾之中，发表了我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

小说爆响在全国以后，我写信给李小林同志说：我是一株已然枯萎了的禾苗，是《收获》这块沃土，使我文学生命死而复生的。

梦！

上海给我留下了始自青年时代，到文学新时期复苏的一个个有情之梦！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