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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澳洲（第8页）

我们在从堪培拉飞抵阿德雷德的机场时，就认识了她，她争抢着为我们搬运行囊，用她那双并不健壮的胳膊，提着超过她身体负荷的皮箱，往接我们去旅舍的轿车里运。

她的朴素、她的热诚是超人的，很快赢得了我们的好感和信任。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她中国话讲得那么标准，是因为到中国留过学——她曾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

她常常带着欢快的心情，谈起长城，颐和园，以及她非常爱吃的饺子，我们才知道她是澳大利亚失业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政府雇用她当几天翻译，是因为她懂中文。

有一天，在奔往“作家周”

的会址的汽车上，我问她：“像你这样有专长的人才，怎么会没有工作做呢？”

“用你们的中国话说，这叫‘竞争，。”

“竞争？”

我觉得这个字眼非常耳熟，好像在畴儿听见过。

忽然，我想起来了，那个在香港赌场里输光了积蓄的女明星，就对我说到过这个字眼。

我立刻如鲠在喉，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虽然是澳大利亚人，却总觉着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她说，“我在中国学习几年，对中国是很有感情的。

在你们那儿，留学生归国总不会失业吧？”

“不会，不但不会，还是国家的宝贝呢！”

“你一定知道，我们这儿是以澳元为核心的，没有金钱我就没有了一切。”

她惆怅地叹了口气。

这时，我才理解了格雷小姐。

她那么卖力气为我们搬运箱子，谈起中国饺子时那么盾飞色舞，完全是内心感情的驱使，而没有掺杂半点造作。

一种深切的同情，从我的心田里升腾起来。

我说：

“那你爸爸妈妈没有钱吗？”

“有。

我妈妈是退休的教员，爸爸是个牧师，可是我们有个习惯，儿女大了，如果再依靠家庭，那是一种难堪和耻辱！

我必须千方百计在社会上寻找我的饭碗。”

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是严肃的，也许是她紧皱眉头之故吧，我在她额角上看见了浅浅的、超过她年龄的皱纹。

格雷小姐是很向往中国的，在“作家周”

上，她这种情绪流露得更为强烈。

那天会议的议程是由中国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读《大墙下的红玉兰》开头的几十个字，由格雷小姐朗诵《大墙下的红玉兰》英文版本的第一章。

她很认真，为了朗诵好这篇小说，头天晚上她练习到凌晨一点；加上她很懂声乐，朗诵时错落有致的清脆声音，感染了“作家周”

的会场，赢得了满堂掌声。

掌声过后，澳大利亚妇女作家联盟主席————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一个来自墨尔本的女作家，走到台前向我祝贺说：“小说叫我俩都落泪了。”

我诚挚地说：“这都是格雷小姐声音的魅力，你们该感谢她。”

墨尔本的那位年轻女作家说：“送我一本你的小说吧1我回家读给孩子们听，使他们更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我为难了，因为我带来的几本书都送光了，只有格雷小姐手中那一本，是我送给她本人的。

格雷小姐看我为难的神色，马上把她手中那本书，转送给了那位女作家。

归途上，我问她：

“就那一本了，你为什么给了她？”

“将来我到北京时，你再送我一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