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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的舟影（第4页）

记起这些，我不禁对黄先生和安尼在接风席上的不拘礼仪有了理解并增加几分敬意。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宾客才讲客套，对故园的兄弟姐妹，只要奉献出一颗赤诚的心也就够了。

饭罢，再次显示了黄先生和安尼浓如酒酿般的手足之情。

他把高晓声、张炜、季仲安排到他家里去过夜，他和安尼把家让了出来，搬到书店去住。

当他把家中的钥匙交给中国作家们时，巳向我们打开了他俩的两扇心门：尽管被蛇咬过一次，并不疑虑并绳——那串钥匙给了我明确的回答。

三

雅知书店开设在波恩一条幽静的小街上。

由于我要在西柏林参加两个学术会议，作家代表团回归中国之后，我仍逗留在联邦德国，有机会对这家庭进行由表及里的观察了解。

黄先生和安尼的家庭分工基本如下：黄先生经营酒楼，安尼经营书店。

雅知出版社出版翻译中国书刊时，则夫妻一起上阵。

在黄先生书店帮工的华裔阮嘉玲女士曾告诉过我，为在中国代表团来访之前出版德文版的中国文学刊物《龙舟》，黄先生夫妻俩和她整整突击了3个昼夜。

安尼擅长美术，担任刊物封面设计和插图装帧，并兼刊物的德文校对工作，黄凤祝先生负责刊物文稿的审定和翻译工作。

他有着敏捷的才思，在夫人安尼的协助下，曾出版过他翻译的《李清照诗词选》。

按照阮嘉玲女士的说法，黄和夫人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爱到了如痴如呆的程度。

在奋战《龙舟》出版的3个昼夜中，他们3个人只有往嘴里填灌面包片和果汁饮料的时间，没有吃一顿正经饭的空档。

3天3夜不闭眼，每个人至少掉了3公斤的体重。

对此，我深信不疑。

在波恩的日子，我没见这对夫妻像那些德国人一样，开车到风景区去度假，在莱茵河上放舟。

黄先生的酒楼经常要到午夜才闭门，结过账后已是凌晨一两点钟，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就要起来，和安尼一块进行书刊的翻校工作。

使我奇怪的是，他和安尼在我面前没有打过一个哈欠。

特别使我深深感动的是，波恩大学举办“中国文学周”

的几天里，偏偏酒楼的厨师患了重感冒，不能为作家们准备早餐，黄博士这时就代替了厨师的角色，不误时地做好中国式的早点。

白天他又搬运着《龙舟》及其它德文的中国文学书籍，到波恩大学“文学周”

的会场上去推销。

如酒楼的业务太忙，安尼则代替了黄先生的角色，挑起弘扬中华文化的担子。

有一次，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黄先生说：“你怎么不知道累？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

他笑笑，一摇头：“没有。

习惯了节奏的紧张。”

我又问安尼：“你哪？”

她风趣地掏出一只烟卷举在眉间：“它能医治困倦！”

噢！

各有各的回答，又都各有各的依据。

尽管他们作了各自的心理自白，我仍然发现了超负荷运转给他们带来的疲惫。

6月中旬，我应特立尔大学之邀，给汉学系的学生们去讲中国当代文学，黄先生答应晨9点用车子送我去特立尔。

我在寓所等候得心焦，因为时间巳过了9点，黄先生是个严守时间的人，但门口还不见黄先生的车影。

这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筒，黄先生熟悉的语音传了过来：“从先生，请稍安勿躁！

我今天早晨送王安忆上汉堡的火车，上车之后，麻木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没容我下车火车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