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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汪曾祺描绘吃喝嫖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汪曾祺的写作立场,他是站在“生活的立场”
上写作的,而不是“宗教的立场”
。
这才是关键。
他是不批判的,他是不谴责的,他更不是憎恨的。
他中立。
他没有道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
因为小说人物身份的独特性,汪曾祺只是带上了些许的戏谑。
既然你们的身份特殊,那就调侃你们一下,连讽刺都说不上。
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
与“生计”
,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
要知道,那是在1980年。
在1980年就能有这样的看法与态度,那是很了不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也是反对“伪崇高”
的,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王朔和汪曾祺似乎很像,其实又不像。
汪曾祺否认的是彼岸,却坚定不移地坚守了此岸。
他是热爱此岸的,他对现世有无限的热忱。
王朔呢?他是把彼岸和此岸一股脑儿给端了。
汪曾祺说那些人是“正经人”
,是戏谑,也是原谅,也是认同,否则就是讽刺与挖苦了。
在汪曾祺的眼里,他们真的就是“正经人”
,是有毛病的正经人。
——这就是汪曾祺的文学态度,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不把任何人看作“敌人”
。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接下来的问题也许更加重要,在描写庙宇生活的时候,汪曾祺为什么要如此戏谑?
我们要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汪曾祺并不戏谑,而是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那样,选择正常的、抒情的、唯美的叙事语言,在他描绘四个和尚吃喝嫖赌的时候,我们做读者的会有怎样的感受?
我们会感受到庙宇生活的不堪,甚至是脏。
那显然不是汪曾祺想要的。
是戏谑消解了这种不堪,是戏谑消解了这种脏。
戏谑表面上是语言的风格,骨子里是价值观: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允许你的存在,我不会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就是汪曾祺。
还有一点,如果汪曾祺用抒情、唯美的语言去描绘和尚的吃喝嫖赌,《受戒》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它变得诲淫诲盗。
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再说一遍,对小说家来说,语言风格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暗含着价值观,严重一点说,也许还有立场。
说到这里大家很快就能意识到了,《受戒》这篇小说虽然很短,它的语言风格却存在着戏谑与唯美这两种风格。
相对于一篇小说来说,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忌讳。
——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么?我不确定。
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从调性上来说,《受戒》的语言风格又是统一的。
在哪里统一的?在语言的乐感与节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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