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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2页）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理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不分老弱病残、男女长幼一律举家、举城迁移；为什么不存在食品供应问题的小城镇也采取了这一措施。

从政策制定者们的言论和后来的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决策的真实动机，更多地偏重于后两种解释。

红色高棉的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一点非常明确。

而在柬埔寨，剥削关系和阶级差别表现最突出的是城市，有的柬共干部说：&ldo;留着（城里人）不是好事，失掉他们也不是损失。

&rdo;在他们看来，许多城市人口即使不是革命的敌人，也是对革命持对抗态度的。

消除这些敌人，把他们变成新人，唯一的好途径就是到农村进行改造。

后来这些人被称为&ldo;4&iddot;17人民&rdo;（即4月17日革命胜利后被疏散到农村的人口），或称&ldo;4&iddot;17新人&rdo;。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力量，纪律严明，生活节制，鄙视奢华和享受，对城市中的华丽服饰、怪异的发型、灯红酒绿的娱乐都嗤之以鼻。

他们把金边称为&ldo;湄公河上的娼妓&rdo;。

要改造柬埔寨社会，要革除这些旧社会的痼疾，取消城市倒是非常便当之举。

疏散城市人口的决策，是在1975年4月17日金边解放前三个月制定的，似乎没有在党内的高层领导中进行认真讨论。

据英萨利后来说，他对这一政策的制定一无所知（当时他驻在北京）。

这一政策制定以后又高度保密，所以到这一政策公开实施时，许多党的干部都感到吃惊。

这一政策从4月17日红色高棉军队进入金边之后就开始实施了。

仅在一个星期中，金边和主要省会的城市人口就基本撤空了。

在以后的两个月当中，有200‐300万城市人口撤到了农村。

在红色高棉政权存在的三年中，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曾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1975年，主要是疏散城市人口。

第二次是1976年，主要是南部的人口迁往较富庶的西北部。

第三次是1978年，主要是将受越南影响较深的东南部人口迁往西北部，以防越南的渗透。

由于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和迁移，又由于农村地区没有准备足够的生活和生产设施及条件，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国外，数以万计的人因不适应体力劳动和艰苦环境以及各种疾病而死亡。

在柬共领导人作出疏散城市人口决定的同时，还决定采取其他一系列社会改造的重大措施。

其中有废除货币和私有制，取消市场，实行供给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宗教。

革命胜利不到两个月，就宣布消灭了私有制，把所有工厂、企业、商店、土地收归国有，只允许个人拥有日用品。

在农村，按照前解放区的农业集体化办法，很快建立起了合作社和农村公社、新村。

至1976年初，柬埔寨全国实现了合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