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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ldo;没有什么用。

&rdo;鲁迅说。

&ldo;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rdo;

&ldo;没有什么意思。

&rdo;

&ldo;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rdo;

这番对话，后来鲁迅把它写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

接着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在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仅没有人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几番交谈之后，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这便是转年四月间写的小说《狂人日记》。

&ldo;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rdo;，出了本名为《呐喊》的小说集。

这是鲁迅的幸。

若没有《新青年》的创办，没有较早参与《新青年》编务的钱玄同的督促，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译出版《域外短篇小说集》的老文学青年，会在抄古碑的日子里销蚀下去。

正是这些短篇小说，奠定了鲁迅最初的声名。

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这是个不小的官儿，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参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麻烦了。

鲁迅的不幸在于，后来以兼职的身份进了北京大学教书，这就把他拖进是非的漩涡里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鲁迅引进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鲁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从南方叫到北京，进了北大。

初来时，因是四月间，只有美学课需人，此外便是预科的国文，这些课周作人说他都不能胜任。

当时国史馆刚由北大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元培让他去做编译员，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转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学期的课程，系主任马幼渔想让周作人开一门叫中国小说史的课，每周两小时，周作人答应了。

回家和鲁迅说起，觉得哥哥去教更为合适，鲁迅说去试试也好。

鲁迅的本事，马幼渔是知道的，自然不会见怪周作人的举贤不避亲。

八月六日晚间，马幼渔便将北京大学的聘书送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交到鲁迅手上。

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现任官员，属兼职，按北大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

当年的讲师和教授，没有学术资格上的差别，只是专职与兼职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