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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这次的情况恰是这样。

为书写序，书出来了，就等于辩驳停止了。

陈独秀的《答适之》写在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之后，就占了这样一个便宜。

文中他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2）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

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

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

适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这样的话，胡适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书出来了，辩论停止了，也就没办法了。

这不受用存在心里，总有一天要了结的。

胡适这个人，只要他认为有道理的，迟早总要说出来。

他要说的道理，总有地方可以说。

不到一年，机会来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间，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iddot;建设理论集》写导言时，便把他的这股不平之气放了出来。

文中引用了陈独秀上面那段话之后，接着说：独秀这番话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的立场上说的。

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ldo;最后之因&rdo;可以解释得了的。

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临济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门徒们，在他们的禅林里听讲，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种生辣痛快的白话文来记录他们老师的说话，就开创了白话散文的&ldo;语录体&rdo;。

这件史实和&ldo;产业发达，人口集中&rdo;有什么相干！

还有明清以来一些文学流派的发达，也和产业的发达与否，人口的集中与否，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

于此可知，文学史上的变迁，&ldo;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rdo;（袁宏道语），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而不能用一个&ldo;最后之因&rdo;去解释的。

在分析了白话文运动起来的各种原因之后，胡适一点也不抹煞个人在这一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他借用陆九渊的一句话，说是：&ldo;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静、陆子敬，便添得些子。

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rdo;意思是，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大点儿说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他胡适的参与和没有他胡适的参与，是不一样的。

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离开美国前，在日记中引用前人的话所表达的心志：我们这次回来了，事情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