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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2页）

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

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

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

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

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ldo;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rdo;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ldo;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rdo;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

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

&ldo;布票&rdo;，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

一年布票&ldo;到期&rdo;，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

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

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

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

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

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

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

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

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

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

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ldo;反击右倾翻案风&rdo;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

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