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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刑法（第8页）

此等儒家学说，一定较法家为宽仁的。

因为法家偏重伸张国家的权力，儒家则注重保存社会良好的习惯。

章炳麟《太炎文录》里，有《五朝法律索隐》一篇，说《晋律》是极为文明的，但北魏以后，参用鲜卑法，反而改得野蛮了。

如《晋律》，父母杀子同凡论，而北魏以后，都得减轻。

又如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论（依此，则现在马车、摩托，在市上杀人的，都当以故杀论。

因为城市中行人众多，是行车者所预知的，而不特别小心，岂得谓之过失？难者将说：“如此，在城市中将不能行车了。

文明愈进步，事机愈紧急，时间愈宝贵，处处顾及步行的人，将何以趋事赴功呢？”

殊不知事机紧急，只是一个借口。

果有间不容发的事，如军事上的运输，外交上的使命，以及弭乱、救火、急救疾病等事，自可别立为法。

然在今日，撞伤路人之事，由于此等原因者，共有几分之几呢？曾记在公元1921至1926年之间，上海某外人，曾因嫌人力车夫走得慢，下车后不给车资，直向前行。

车夫向其追讨，又被打伤。

经领事判以监禁之罪。

后其人延律师辩护，乃改为罚锾了事。

问其起衅之由，则不过急欲赴某处宴会而已。

从来鲜车怒马疾驰的人，真有紧急事情的，不知有百分之一否？真正紧要的事情，怕还是徒行或负重的人做的），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常人有罪不得赎等，都远胜于别一朝的法律。

父杀其子当诛，明见于《白虎通义》，我们可以推想父母杀子同凡论，渊源或出于儒家。

又如法家，是最主张摧抑豪强的。

城市走马杀人同凡论，或者是法家所制定。

然则法律的改良，所得于各家的学说者当不少。

学者虽然亦不免有阶级意识，究竟是为民请命之意居多。

从前学者所做的事情，所发的言论，我们看了，或不满意，此乃时代为之。

近代的人，有时严责从前的学者，而反忽忘了当时的流俗，这就未免太不知社会的情形了。

《晋律》订定以后，历代都大体相沿。

宋、齐是未曾定律的。

梁、陈虽各定律，大体仍沿《晋律》。

即魏、周、齐亦然，不过略参以鲜卑法而已。

《唐律》是现尚存在的，体例亦沿袭旧观。

辽太祖时，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

太宗时，治渤海人亦依汉法。

道宗时，以国法不可异施，将不合于律令者别存之。

此所谓律令，还是唐朝之旧。

金当熙宗时，始合女真旧制及隋、唐、辽、宋之法，定《皇统制》。

然仍并用古律。

章宗泰和时定律，《金史》谓其实在就是《唐律》。

元初即用金律。

世祖平宋以后，才有所谓《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亦不过将新生的法令事例加以编辑而已。

明太祖定《大明律》，又是一准《唐律》的。

《清律》又以《明律》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