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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节 矛盾（第2页）

众人当然个个不晓得，李定国叹息了一声，道：“当时圣上沉默良久，对我和蜀王说，若是能擒住他也就罢了，但一开始最好不要去逼迫他。”

众人无不愕然，没想到永历天子居然连孙可望这个公开作乱的逆贼都想放过。

“当时我和蜀王据理力争，都认为圣上此言不妥，所谓除恶务尽，岂能坐视孙贼盘踞贵州，当时……唉……”

当时李定国和刘文秀还在私下讨论，认为这只是因为永历胆小如鼠罢了，所以没有把永历的担忧放在心上。

但是当清廷得知孙可望带着十几个人逃到湖广后，顺治立刻派使者赶到湖广，封孙可望为亲王。

当初孙可望手拥几十万大军，拥有西南的大片领土时，想从永历手中要一个王位是千难万难，眼看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顺治、鳌拜君臣却视他为征服中国西南的至宝。

之前清军攻破昆明时，满清认为西南的大事已定，顺治、洪承畴的一些对奏也没有必要继续保密了，于是得意洋洋地公布出来，当作顺治皇帝英明的证据，李定国也有机会知道了其中的内容。

原来，当年洪承畴奉顺治之命从北京启程赶往长沙，出任五省经略，他在北京陛辞时就对顺治言明：征服西南的策略是以防为主，坐观南明自己生变。

在随后几年洪承畴与顺治的奏章通讯中，他一再强调这条大方略，并主持修建了从陕西一直延伸到广西的五千里防线，用来抵抗南明的攻势。

在秘奏中，洪承畴不厌其烦地向顺治指出，如果南明不发生内讧，那么清廷想在军事上击败西营、闯营和郑成功水师的联合是不可能成功的。

与其试图武力征服，还不如及早设法谈判，形成南北朝。

但洪承畴再三重复他的观点：首先李定国与郑成功互相猜忌，绝不会精诚合作；其次就是李定国与孙可望必然爆发内讧。

清廷应该积蓄力量，在内讧爆发后攻击四分五裂的南明。

整个长沙幕府的战略可以简单归结为：绝不主动进攻，绝不侵占南明的领土，直到南明自己发生崩溃。

洪承畴的战略得到了顺治的全力支持，几次北京户部官员都嫌洪承畴的战略给清廷带来巨大的压力，维持五千里长的防线花费巨大，而且由于坚决不进攻，所以这个负担也看不到解除的尽头。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治一概替洪承畴顶住，保证长沙幕府的防御战略能够坚持下去。

在三王内讧爆发前，剑拔弩张的孙可望、李定国各自调兵遣将准备火并，前线明军纷纷返回后方，准备武力解决其它系统的明军。

驻防湖广的八旗兵见明军的领地空虚，自认为是满人，不顾洪承畴的禁令偷袭辰州并将其夺取，向北京报功求赏。

八旗兵的擅自行动让洪承畴非常愤怒，他要求顺治皇帝把这些跋扈的满人立刻从他旗下调走。

在这次的冲突上，顺治依旧坚定不移地站在洪承畴一边，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请功奏章，勒令占领辰州的八旗兵立刻撤退，然后马上返回北京。

对照南明的反应，就可以看到洪承畴判断之准确：当辰州失守的消息传到贵州后，孙可望立刻下令停止针对李定国的动员，调冯双礼等主力返回湖广前线，准备夺回辰州；而李定国和刘文秀也暂时收起了对孙可望的敌意，把各自的精兵强将重新派向东线。

孙可望和李定国都不约而同地写信给对方，表示大敌当前，兄弟之间无论有什么不快，也该设法和气地解决。

但当满清主动放弃辰州后，南明三王又不约而同地立刻忘记了他们刚刚主动释放出的善意，很快就关系彻底破裂，大打出手。

“四十不惑。”

李定国想起洪承畴的阴险策略几乎使汉人的江山毁于一旦，他对手下众将说道：“往昔我鲁莽操切，没有容人之量，好不容易才得以返回昆明，以后一定要与延平藩、夔东诸将精诚团结，驱逐鞑虏、光复中原。

建昌那些人可都是西营的老兄弟，我若连他们都容不下，将来延平藩、夔东军怎么能够与我共事？”

因此，得知邓名在湖广连战连捷的消息后，李定国决心予以配合，尽力向贵州发动一些牵制作战，使得吴三桂和赵良栋无法回头。

而且李定国审视地图，认为重庆对川鄂明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攻下重庆才能把东西两川连为一体。

这样云南、四川背靠着背，就可以专心对付正面的敌人。

李定国派使者来建昌，就是提议联合发起对川贵清军的攻势。

元气大伤的李定国很难独自向贵州发起进攻，所以他希望建昌的明军能够北上到成都平原，然后攻击重庆，威胁保宁、遵义等地，这样定能牵制贵州清军的一部分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