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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变革的启示（第2页）

队以上军官由朝廷选派，火长则由府兵中选拔。

府之上还有卫，但只是管理机构，无调兵之权，加之所辖军府彼此交错，更无从形成割据之势。

各军府轮流上番，承担了戍卫京师及边境之责。

如边境有警，朝廷欲派大军出征，则抽调苦干府之兵力，组成军队，由朝廷统一派人指挥。

毋庸置疑，府兵制无疑是农耕社会比较理想的兵制，如《历代兵制》作者所称赞的那样，府兵制，平日无事就在家种田，任务无非是轮流承担戍边与宿卫京师之责。

若四方有一事，则由朝廷选择将领带兵出征；事情完了则将归于朝，兵散于府，农夫不失其业；而将帅也无握兵专擅之弊，因此能够防微杜渐，消弥祸乱于萌芽状态。

自井田制废除以来，兵制之善莫过于此。

但是，作者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他不知道府兵制虽好，但必须建立在独立小农户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基础上，一旦兼并复起，小农瓦解，府兵制也就生存不下去了。

另外，在冷兵器时代，当军事专门化化程度不高时，府兵制是适宜的，一旦军事专门化技术要求高了，而府兵管理训练又跟不上的时候，府兵制也就不能适应战争需要了。

这也正是唐朝后期府后制瓦解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这种兵民合一的兵制，在冷兵器时代，对于游牧民可能合适的时间较长，但于农耕民族却受到土地状况的局限。

作者不明此理，一味感慨后人不能遵行此制，实在有些迂腐。

《历代兵制》花费笔黑最多的，还是北宋兵制。

据考证，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摘自于王蛭的《祖宗兵制）序，但也有他自己研究的心得。

宋代兵制可以说是最不适宜战争的一种兵制。

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藩镇之乱，五代骄兵悍将之弊，将军队分为禁卫军与地方军，使禁军既精锐，人数又多。

又将藩镇废除，节度使化为虚衔，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筹划军事，有调兵之权，三衙平时管理军队，而战时则临时指派的将领领队出征，出征将帅必须按枢密院筹划好的方略与阵图作战，毫无战场随机指挥权。

显然，这种兵制对于防止武人割据叛乱是十分有效的，但却极不合适战争的需要。

因此北宋在对辽及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作为补救，宋朝只好借助于军队的扩充来应付局面，从而导致军队的极度膨胀，因而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恶性循环，以致冗官与冗兵成为北宋积弱积贫的两大害源。

对于北宋兵制，《历代兵制》的作者大有微词，但却放过了始作俑者赵匡胤，认为宋初军事尚可，而赵匡胤改制的好处在于能有效地克服五代之弊。

作者认为在宋太祖的时代，宋军虽少但尽为精锐之师。

但是到了真宗时代，兵员猛增，以后就象上升的火箭，一个劲地往上窜，军队名目不仅有禁兵、厢兵、还有招募羌人组成的蕃兵，和杂牌地方部队的士兵，而且军队并不专用于战阵，干什么都有，负责漕运挽舟拉纤者是兵，服工役盖房子的是兵，挖沟修堤者是兵，伺候人的也是兵，养马放牧的也是兵，什么也不干白吃的还是兵。

作者认为，历史上兵没有这么多过，也没有这么滥过，如果按这个比例养兵，那么每十户农家就要供养一兵，十亩田地就要供给一兵吃食，再加上各种浮费，那么兵费负担就将国家和人民拖垮了。

国家养了这么多兵，而这些兵大多既无训练又无士气，上阵辄败，国家安能不危亡？”

当然，作者把批评的大棒打在冗兵身上无疑是对的。

宋太祖时，全国兵员37万余，禁军占一半以上，而太宗时就翻了一番，达到66万余，禁军仍占半数以上，但战斗力反不如从前。

到了宋真宗时，兵员增至百万，此后就居高不下，最高记录达140余万。

其战斗力却每况愈下，仗愈打愈糟，国家一方面要拿出大量的军费，一方面又要献出大批的岁贡给战败自己的敌手。

但是作者似乎忘记了，造成冗兵之害的不是冗兵本身，而是那个在战争面前破了脚的兵制，宋太祖时为害不大，因为那时兵精且少，宋太祖本人又是熟悉战阵的战将，将权收到他一人身上也指挥得来。

到了后来皇帝越来越蠢，权力却依旧集在他身上，毛病就日益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