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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高不是重点高中，每年能过六百分线的人凤毛麟角，没有额外补课更是难以做到，但罗颂硬是自己一点点爬了上去。

初中时历史稍弱，罗颂就能将起床时间再调早一个小时，脑子还没完全清醒，人已经坐在书桌前读写记背了。

再往前，四年级刚进球队那会儿，她能抱着篮球在小院里连拍一个多小时，拍到手跟球、球粘手，轻易没人能从她手里截球。

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确信她能成大器，虽然有父母滤镜在，可有志者事竟成，不都是这样说的吗。

罗颂也的确没有让她们失望，咬着牙、卯着劲儿去了祁平最好的大学，老师和同学没有不喜欢她的。

但，当这股执拗用以反抗父母时，褒贬的变换却也只是眨眼的事。

罗颂每周回家那天，屋里笼罩着死气的沉默也叫罗志远和宋文丽难受，但对于原则性问题，纵使痛如剜心，他们也决不能低头。

夫妻俩只盼着，有一天孩子能明白他们的苦心。

可长久的拉锯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无论是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里，还是他们本人自己。

第二次手术后，罗志远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体力再不如从前了。

泥瓦水电他样样精通，靠着一手技艺养活全家，能在工地上搬扛水泥，也能抡得动巨石一样坚硬沉重的工具。

在出事前，他的身体素质可以说比那些烟酒不忌还熬夜的年轻人还要好些。

哪怕是经历过一次手术，可病愈后，他还是能很快恢复，照常陪着妻子去菜市场买菜，在人群中挤挤挨挨，跟在她身后拎包拿菜，最后晒着大太阳走回家，半点事没有。

可现在却是不行了。

拥挤的人群和猛烈的太阳叫他头昏脑胀，拎着重物走上一段长路就气喘吁吁。

后来复查时，他们也曾问过医生，对方只谨慎地说这些听起来并不太像后遗症的表现，许是最近身体素质没跟上。

但哪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改变就是亲子关系转恶了呀。

可罗志远还是无法狠心怪罪女儿。

没人搭理罗颂时，她坐在沙发上偶尔放空的迷茫眼神，或是偷偷瞄向他们的小心翼翼，连带着在出院后才被他看到的大笔转账信息，以及每个月都会定时打来的家用，通通叫他百感俱来。

而宋文丽的冷漠显然更复杂些。

她偶尔会想，或许自己应该在她青春期时收回抛弃老师那套尊重孩子论，适当地约束甚至是行使父母霸权。

反正，再怎么样也好过养得她如今过度自我，开口闭口将父母与孩子分得清楚又明白。

其实，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宋文丽的确不是确然无辜的，在罗颂出柜这件事里的无数个节点上，也犯了或大或小的罪。

她自己也清楚。

但她也同样认为，在罗颂“弥天大错”

的映衬下，她的任何行为都能称得上事出有因，是能被理解甚至同情的。

她的愧疚，在打开潘多拉魔盒后便不复存在了。

宋文丽一直在等待一场对峙，关于那两把钥匙的对峙。

可拖到现在，她是从哪里获得她们租屋处钥匙的，又是凭什么私自擅闯的，好像又都失去了对峙的必要。

但如果罗颂问的话，她会得到详细如同说明书一样的答案。

宋文丽清晰记得年三十晚悲剧来临前的每一幕，白日里吹着冷飕飕的东北风，傍晚开始就有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响起，坐着丈夫的车往市内去时沿途看到天空炸起盛大而绚丽的烟花，将地面的房屋映得红灿灿。

作为悲剧的前奏，她也同样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拿到那两把钥匙的。

冬至的第二天，也就是罗颂跟他们说自己过年前要和杨梦一去京城旅游的那个冬至的第二天，她和往常一样早起买菜。

玄关处鞋柜上的盘子里，放着他们所有人的钥匙。

宋文丽换好鞋，挎着买菜用的环保袋，站定在门口，望着那盘子，迟迟不动。

她瞟了眼墙上的钟，此时不过七点，距离罗颂清醒至少还有两个小时，而她往往能在八点左右到家。

她的脑子既清晰又混乱，仿佛背后有人推拥一般，最后还是鬼使神差地拎走了两把钥匙。

宋文丽走得比往常都要快，买菜时也心不在焉，好几次听岔了数字，拿了一堆难以搭配到一块的蔬果。

有熟人跟她打招呼，她也没留意，剩对方一脸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