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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第3页）

“激清扬浊，人皆称便。”

（《谭嗣同全集》下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的“德律风”

，很可能是中国有记载的关于电话的文字之始。

传人中国的时间其说不一。

《招商局史》称，1875年，招商局延请英国工部局架设总局至虹口码头的电缆，是为中国电话线路之开始。

1882年，上海有两个电话交换所开始通话、营业。

1877年，上海从日本引进人力车，时称东洋车。

1903年，上海引进汽车3辆，1909年增至156辆。

说到汽车，还要说到英国领事馆旁边的理查饭店，其建筑造型如一艘船，出人这当时上海最时髦饭店的是三种人：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中外空手套白狼高手、大骗子。

理査饭店里有一个招待叫周祥生，伺候这三种人，因为机敏勤快，得了不少小费，终于从买得一辆二手车开始，成为上海最早的出租车大王。

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成立。

“当五光十色的西洋近代文明和物美价廉的各种洋货输人通商口岸或内地，立即使停滞状态的中国传统和农业文明相形见绌。

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人们追求与模仿西洋文明，刺激着人们改变生活习俗，逐渐形成尚洋、趋洋和崇洋的社会风气。”

（《长江文化史》第1223页）

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地区的尚洋、趋洋、崇洋到了什么程度呢？“凡物之贵重者，皆谓之洋。”

陈作霖在《炳烛里谈》写道：“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莆，挂灯曰洋灯，火锅曰洋锅，细而之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曰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盖洋洋乎？”

欧风美雨的冲击，已经是摧枯拉朽一般了。

可是假如没有这样的摧枯拉朽，这腐败的老大封建帝国，又怎么能革故鼎新呢？事实上尚洋崇洋的不仅是上海城里的官僚、买办、有钱人，就连孤悬海上的崇明岛，笔者还记得儿时乡下的殷实人家，也已经好为洋货了，如洋布、洋灯、洋伞、洋油、洋火等等，均已进人农户。

笔者家贫，洋货者惟火柴耳，时称洋火，但必须省俭着用。

舶来的近代文明的潮流，使上海又一次站到了中国历史的前沿。

一方面它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同时它又成了“改造中国社会封闭、落后状况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近代化的前景”

（《长江文化史》第1225页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加上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激战及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廷真正感受到了何为“内忧外患”

。

是有“求富求强”

的洋务运动兴起，历时30余年，能不能说这30多年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次尝试呢？

长江流域一带，首先成为洋务运动的基地。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军械所，揭开了中国军事科技的序幕。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奏设江南制造局，是继安庆之后近代中国的第二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除了仿制洋枪洋炮，还附设翻译馆，翻译介绍西方的书籍。

1865年，南京创办了金陵制造局。

1875年以后，湖南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相继设立。

这些纷纷出现并制造出来的枪炮，以及军事工业，“为近代中国迈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时代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长江文化史》第1229页）上海早已是灯红酒绿了，但不能据此说，上海从来就是醉生梦死的。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国耻，催生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长江流域一带，尤其是上海，则成了前线要冲。

维新时期的上海最突出的变化是报纸风云。

1895年，上海“强学会”

成立，张謇、陈三立、章太炎、汪康年、黄遵宪为始作俑者，启发民智，宣传维新。

1896年4月，梁启超抵上海。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梁启超统领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