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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3页）

“和法国山水相连的德国人对中国人的一般看法是‘聪明能干，不拘小节，喜欢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不愿为修水管而弄脏自己的手’。

德国人的自律性之强，力求百分之百完美的性格和法国人的夸夸其谈，大而化之又是天壤之别。

你无法想象，一个德国主妇在星期天大扫除的时候，是用一根根牙刷在墙缝里清除污垢的，德国人还极喜欢自己的汽车，总是擦得锃亮，不象巴黎或纽约，满街的破车乱撞。

德国人在大口大杯地喝啤酒、用刀又切割烤得焦黄的猪肘子的时候，会使人想起德意志民族潜在的力量和惊人的胃纳。

今年春天，德国的公共交通、服务行业举国罢工，德国人把一口袋一口袋的垃圾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家中，决不扔进垃圾桶。

这件事使我感叹了很久，这个民族实在是了不起的。”

“比利时是欧洲的乡下，法国人称比利时人为土豆条，比利时人爱吃土豆条。

我刚到比利时那一年的冬天，下了好大的雪，第二天开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清扫门口、马路上的积雪。

比利时朋友告诉我，这是比利时的法律，入乡随俗，我也只好动手在门口铲雪，这种自扫门前雪是公益观念的体现，好比出门野餐都要带上塑料口袋决不随地扔垃圾一样，”

“我宁可在独联体、东欧待着，在那边中国人还象个人，人民币还象个钱。

苏联解体的那会儿，我忽然想起了堆得很高的积木突然之间散了架，也象是雪崩，你是无法阻挡的，甭管你心里是什么味儿，谁要小看俄罗斯，谁就会灾难来临，这片土地上浩茫无际的桦林，好象蕴含着一种极其神秘的创造力，说真的，我看见从我的饭馆里摇摇晃晃地走出去的俄罗斯醉汉时，心里是钦佩的。

一个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是男人吗？美国、欧洲成天嚷嚷要戒烟，你不要吸毒就行了，巴黎、纽约、伦敦多少毒贩子、瘾君子？每年冬天，莫斯科街头总会有几个喝醉了的人躺在冰天雪地中，睡着了，永久地睡着了，睡得安详，眉毛结成了雪的冰凌。

俄罗斯的老大娘实在是可敬可佩的，你无法想象她们有多么巨大的忍耐和承受力，也许是二次大战中练出来的，她们排长龙买面包、黄油，她们总能设法让一家人喝上热汤、热茶，小心地经营着摆放存粮的地窖，她们的表情总是忧郁而慈祥的，这就是俄罗斯的母亲。

我一见俄罗斯的老大娘就受不了，眼睛里湿湿的想哭，想起沂蒙山中的母亲，一辈子没有出过沂蒙山，老了腿脚也不方便了，还在带我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初中，写信说奶奶还在替我纳鞋底，嘴里常常自言自语，怕孙子将来的后妈亏待了他。

我那老婆在我出国半年后就让深圳的一个老板从济南拐到了南方，你瞧女人也有心狠的，不一样是母亲吗？这世道真没法说。”

他哭了，哭得象孩子一样。

屋外是巴黎的十二月。

玻璃窗上一层厚厚的水汽，结不成冰的此刻，便像眼泪一般往下淌，能依稀看见大街的电线杆上有红红绿绿的彩灯闪烁，圣诞节快到了。

这是别人的节日。

人都在打发日子，把情感中的一部分寄托于各种各样的节日，让孩子们的眼前变得五彩壤纷，使苍白的人生之梦多一点亮色，天冷了要加衣服，星期天去买菜。

圣诞节前，法国人准会走上巴黎街头游行，要求增加工资，使圣诞餐桌更丰盛一些，人们已经习惯了，警察把“铁马”

架在总统府门口，这是人生游戏中以群体场面出现的一种，双方都遵循某些规则，欧洲似乎不需要悲壮。

即使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不习惯过圣诞节，但心里谁都明白：圣诞之后是元旦，元旦之后是春节，又是一年。

毕竟人类共同的世纪是由一个伟人创造的，哪里都有向善求真的人们。

我的这一些厨师朋友的心里就有相当丰富的感觉，他们因为开店的关系和欧洲人直接接触的机会要多得多，他们都读过房龙的《宽容》，不髓光要求别人宽容，自己能宽容才是真的宽容。

中国的一个村子和另一个村子还有打闹几十年的，你现在到了别人的国土上，而那些国家虽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富裕得多，尤其在欧洲的那些福利国家，当地人的目光中总会有一种疑虑，那并不奇怪，谁都希望自己独个儿享受一个小甜饼。

丹麦的中国人似乎是一种例外，他们宁可放弃补助而自己去创业，如同巴黎的温州人一样，他们在以敬业、勤奋为自已塑像的同时，也是在为中国塑像。

他们都说要回中国，但不是现在。

经历了陌生地的不可承受之轻、不可承受之重以后，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宁可在海外竞争，也不愿回中国斗争。

中国人自己不应该忘记，中国的各种斗争曾经是多么残酷！

“要多挣一点钱回去，现在哪一个日本的、台湾的阔佬不是八面威风？金钱至少可以使你有安全感、荣誉感，这个社会的势利眼永远大睁着，成功与失败的标志就是你有没有钱！”

果真如此吗？

也许是的。

也许中国将会面临着另一种困惑：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一方面是道德和文化的沉沦。

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外国的树木比中国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