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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绘制南京军事地图（第3页）

活动。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列队步行去北校场军校本部参加“孙中山总理纪念周”

活动，我们队从成都的草堂寺到北校场军校本部，往返二、三十里路，当时走得腿直发酸，可就是因为唱歌不洪亮，行走步伐欠整齐，回到驻地就被当班的值日官体罚，让我们队在操场上跑步一个小时，我们队的学员个个跑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当时就有一名同学晕倒在操场上。

这个值日官被校方表扬为“从严治军”

。

对于这些，我们私下也有怨气，当时也有告状的，也发生过学员弃学逃跑等事件。

但是，如此严格近乎苛刻的训练同时让我们明白：学好过硬的军事技能并非易事，需要我们经受艰苦的磨练。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我们入伍教育即将结束马上就要转入分科的时候，训练我们的教育班长竟把我们班的学员集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们每人打了三大板，理由是“入伍教育与训练留个深刻纪念”

，真是让我们啼笑皆非、十分痛恨那个班长。

在我们学员记忆中，在黄埔军校的“入伍教育”

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没挨过体罚的学生。

随后进入了分科学习阶段。

记得除了学习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这些政治课程外，更多的是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和炮兵战训练课程。

当时，我所在的18期2总队总队长叫王化兴，炮1队队长叫张芳桐。

张芳桐是山东人，黄埔第10期毕业的高材生。

张队长戴一副金丝眼镜，人总是那么精神，此人对教学中的各科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操都颇为精通，军校管理也十分有一套。

有的同学认为他趾高气扬，但我觉得张队长属于那种讲课和操练讲究派头十足的人，就这个派头让我们炮1队和炮2队绝大多数学员很害怕，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敬畏。

毕业50年后的1993年，张队长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来北京看望我们这些学生，在相聚的宴会上，我紧挨着张队长，鼓足勇气说：“我今天再也不怕您了！”

令在座的同学捧腹大笑，张队长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这一幕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炮1队和炮2队虽然生活上是分开的（指居住和吃饭），但上课和训练在一起，尤其是炮科的技术基础课和实际训练课，两队都是在一起上，原因是两个队长各有所长，两个队一起上课，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教员优势互补。

例如：炮1队队长张芳桐是军校中炮操教学的佼佼者，而炮2队队长徐泽林，在炮科的射击实际操是全校有名的，如在战斗中如何准确快速装填炮弹、炮场的通讯与指挥等等。

所以，我们两个队的学员均沾了两位教官的长处，使两个队的学习成绩在军校分兵种中始终处于优秀的地位。

学员们还进行了马术、驭手、套车运动迂回等战术课程的训练。

一年多下来，对如何套骡子拉炮车，哪个骡子不好训，我们都了如指掌。

最后的军官教育阶段着重培养组织指挥和生活方面的管理能力。

记得学习了经济学、国内外时事等课程，还有参谋业务、兵器学、战备学、战术学、战史学、地形学、交通学、制图测绘等。

全期学业结束，进入总复习，军校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共同组成毕业考试委员会统一进行毕业考试。

我在毕业考试时名列炮兵队的第十名，比起入学时有了很大进步。

1943年10月6日，我从军校毕业，原想去抗战前线大展鸿图，谁知道竟被留校，任21期少尉班长。

1944年5月，我报名参加了驻印军新1军的新编38师，开始了中国远征军的生涯，终于实现了去抗战前线杀敌报国的愿望。

（张席珍口述李石整理来源：《黄埔》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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