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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这样，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是不准宴饮作乐的。

赵匡胤这样一个孝子是不可能违反这个礼仪，而在此间设宴招待诸将。

有的史籍记载，此事是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之后，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干德二年（964）。

可见，此事发生的年代，由于《国史》、《实录》的缺载而很成问题。

最后，对于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绎的原委。

顾吉辰先生指出，&ldo;杯酒释兵权&rdo;的后果，虽然中央集中了兵权，防止了武将的颠覆，改变了五代以来&ldo;国擅于将，将擅于兵&rdo;的状况，但它在调整军事机构时采用&ldo;兵将分离&rdo;、&ldo;强干弱枝&rdo;诸做法上，使调兵者与统兵者之间，将帅和士兵之间，彼此钳制而游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导致对外战争中许多重大战役失败，影响着宋王朝整个的历史进程。

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宋太祖有关的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伴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强烈，从而导致&ldo;杯酒释兵权&rdo;之故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戏剧化，最后完成此经过歪曲加工的历史故事。

所以，可以说丁谓《谈录》的记载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即宋太祖是在赵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了有关军职，目的是担心兵变的重演。

整个事件主要通过太祖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展示出来，而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有关酒宴的记载大都是后人杜撰的。

那么，这个对宋代政治军事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ldo;杯酒释兵权&rdo;之故事，难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员演绎和杜撰出来的吗？王曾是位忠直刚正的官员，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还任过枢密使，可谓出帅入相，遍历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

真宗迷信天书时，他有所规谏；仁宗即位，刘太后听政时，他身为宰相，却裁抑太后姻亲，被罢知青州。

颇有正气感的王曾，有什么必要对前朝政事进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马光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写《资治通鉴》时是如此一字不苟，对史实都做过严格的一番审核工作，难道写此&ldo;杯酒释兵权&rdo;之宋初重大历史事件，会只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没有多少根据地增加这么多的新内容和戏剧性的情节吗？

由是，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一是王曾（978～1038）虽比丁谓（966～1037）晚生十一年，但他的《笔录》成书却早于《谈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ldo;《丁晋公谈录》一卷，不着撰人姓名，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

晁公武《读书志》以其出于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

延之，谓甥也。

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盟事，归之于天象，一字不及寇准。

又载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

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

&rdo;可见所谓丁谓的《谈录》，其实并非丁氏亲撰，有可能是其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其成书要晚于王曾的《笔录》，所以不应以晚出的《谈录》来否定早出的《笔录》中的相关内容。

再从丁谓的履历和人品两方面而言，我们虽不应以人废言，但《谈录》的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笔录》之上，这一点前人也早有定评，如《四库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