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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6章 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第12页）

那么这个东西，这个飘缭的慈悲和爱愿，虽然是虚的，底下该枪毙还枪毙了，可上面飘缭的东西的不一样，决定了底下这还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样还是枪毙。

也就是说爱情如果在那儿存在着，离婚也不见得说明它的失败。

中国人比较重实的，好像离婚了就是爱情失败了，一个人不结婚了就说明他一辈子没有爱情，所以他可以得出结论说没有爱情，因为确实没有一个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一个天堂式的婚姻，没有。

但是在你那个地上的婚姻里却可以飘缭着天堂式的爱情的理想，这种意识也是存在的，你不能说它不是存在。

王尧：您对存在的理解跟西方一些哲学家不一样。

史铁生：我觉得西方讲的存在也不是说，这个沙发的有，就是存在，而我们对沙发的理解倒不是存在，其实恰恰是我们对沙发的理解、认识，比如对它的审美感受、对它的功能要求，使它存在，使存在诞生。

并不是说仅仅是有形的东西才是存在。

要是那样，梦是不是存在？理想是不是存在？其实，有形的事物有可能如过眼烟云，倒不存在，无形的梦想却可能是永恒的，是存在。

我所说的这些都不见得准确，我没有刻意地研究过，很多主义的具体内涵都是什么，在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

王尧：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对自己没有限制。

在您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怎样回应现实，我们都讲良知，怎么来表达自己的良知？

史铁生：这儿首先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又出来了。

是不是有了一些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其实只有关怀这个东西的人才算知识分子，他与多高的文凭无关。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就常常是这样，知识越来越多，其实思想越来越少，人文关怀甚至就很淡薄，其实现在这种倾向我觉得挺厉害，就是知识越来越成为过去说的仕途的台阶。

在高等学府，我觉得人文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

王尧：人文精神的危机是中国的教育危机之一。

史铁生：你看咱们这中小学也是，他们有一个误区。

其实人啊，我觉得他智商是教育不了，智商天生什么是什么，不能经过教育而有根本的改善。

教育所能施用的地方，就是使他勤奋，使他掌握最佳的思想方法，使他了解人类自古至今都走过了什么，还要走向哪儿，在这路途上有着怎样的坎坷或问题。

这孩子聪明不聪明吧，我觉得不好通过教育有本质的改变，就像咱们这电脑，586就586，286就286，但它做什么事情，却不一定说286一定比586做得少、做得差，那就要决定于操纵这电脑的人了，只有他知道怎样做、做什么。

王尧：讲如何回应现实可能太大了。

在您看来应该从哪里做起？

史铁生：很多，很多……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多研究问题。

因为现在有些事情，就是它成不了气候的时候，其实就被扼杀了，其实很可能中国人要做的是最基础的那种工作，我觉得中国糟糕的是人文素质平均水平太低。

你就说看电视剧，我觉得什么时候咱们的电视剧到一定水平了，这个民族的人文素质就到一定水平了。

电视剧有可能代表着平均水平，平均水平最能说明一个民族的素质，而不是精英。

那时候，你再说些话，很多事情就要好办，现在说没用。

就是说怎么能提高中国的平均水平的人文素质，这可能就要澄清很多问题，让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一些问题。

你看有一套书就特别好，像林达写的那套，你知道吗？

王尧：好像是三联出的“近距离看美国”

系列。

史铁生：林达这个人啊，两口子是中国人在美国，这个书实际在北京至少在知识层里传得比较开。

他写了三本书，一本书叫《历史深处的忧虑》，通过写辛普森案件等看美国的法律；第二本叫《总统是靠不住的》，通过写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看美国的法律；第三本叫《我也有一个梦想》，通过写美国种族的问题看美国。

写得非常好，又平实又深。

这套书对我影响太大了，原来我根本就不理解美国的这套所谓民主体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乎，它完全改变了我过去的好些看法。

王尧：我觉得如何看世界与如何看中国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从信仰、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最近的二十年中国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转型，当然这里面夹着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