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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观察我们的观察（第6页）

探索发现者，比如成功的组织中的创新者，会发觉自己的境遇往往由此变得更艰难了，其原因也在于对悬挂的偏见反应。

布赖恩·阿瑟对社会“网络经济”

和“规模正回报”

原理的洞见使他名声远扬。

他的洞悉源于他对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IlyaPrigogine）关于“正反馈”

的论文的研究。

“普利高津阐述了自组织结构在各种场合的生成过程，从白蚁筑巢到语言习惯的形成。”

阿瑟解释说，“世界上讲英语的人越多，学英语的优势就越大。

所以，有优势的东西总是会得到更多的优势。

我意识到，这个道理对经济学也同样重要。”

阿瑟后来发现，小规模事件可能会把经济封闭在不同的结构中。

然而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经济的组织模式，比如资本主义或其他模式，并不一定会在各种可能性中自动达到最佳结果。

阿瑟的这个想法让他遇到了麻烦。

“当时是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世界处于冷战之中。

这些想法威胁到了200年来建立起的整个资本主义大厦。”

阿瑟说，“我的观点是不能再用统计的方法研究经济了。

我还讲到，现行经济中的成就，包括我们使用的技术、主导经济的公司、成形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并不一定是在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选择。

市场并非完美无瑕，自由经济也不是十全十美。

小规模事件可能累积而变成潮流，最终产生拙劣的常规做法。

我发表这种观点时就预感到会有严重的后果，只是当时还不晓得到底有多严重。”

阿瑟犹豫了两年，才最终在1982年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但却找不到愿意发表此文章的地方。

直到6年以后，这篇有关规模正回报的文章才在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

阿瑟在经济学学术生涯的前10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并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职位。

而在第二个10年中，他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引起的麻烦”

最终迫使他离开了斯坦福大学。

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物理学奖得主默里·盖耳曼（MurrayGell-Mann）与菲利普·安德森（PhilipW.Anderson）共同创建了研究非线性系统和复杂理论的著名智库圣菲研究所，阿瑟成了创始人之一。

除了上述“麻烦”

，阿瑟在多年间经受的误解和冷落，也是他用不同视角观察问题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悬挂观点的内功

一旦认识到悬挂观点的风险，我们就不仅能理解它所要求的勇气，还会明白它对个人修炼的要求。

“个人修炼”

是指培养觉察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这包括如“我在这儿，你在那儿”

的习惯思维方法，也包括我们察觉不到的、潜移默化的思想习惯。

西方、东方和土著传统中有无数冥想和沉思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安静下来，并逐步建立察觉自己“思想流”

的能力。

选择何种具体方法关系并不大，重要的是激发我们的意愿，把修身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