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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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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shg.tw）”

！

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的这组文章被广为引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1989年，吴敬琏将这些讨论的文本汇集成册，以《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为书名由北京展望出版社出版。

从此，用寻租理论来解释中国腐败现象很快在经济学界成为一个共识，“寻租”

这个外来名词也日渐为人们所熟知。

1995年，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在一次对话中说：“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在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他们大多是我熟识的友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想当然的说法，例如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

我听到这些说法，当时很不以为然，曾提出了不同意见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不完整，以及由于钱权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方面来说明问题。

到最近，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作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说明。”

然而让吴敬琏无法满意的是，尽管找到了腐败的根源，提出了限制权力以铲除寻租基础的建议，可是腐败现象不但没有消除，甚至有了愈发严重的趋势。

在吴敬琏看来，原因在于，对于权力在手的特殊利益者，要求限制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以后，由于商品价格已经大部放开，商品寻租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官倒”

也就不复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

不过掌握着寻租权力的既得利益者非但不肯就此罢手，还极力创造新的寻租条件，即吴敬琏早先指出过的“设租”

或“造租”

活动。

这个时期，双轨的巨大利差，土地“批租”

中的“猫腻”

、股票上市的行政审批，都给权力寻租者提供了巨大的寻租机会。

吴敬琏把当时中国的寻租现象分为3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经商寻租”

，80年代中期是“商品（双轨制）寻租”

，进入90年代初期之后，则成了“要素（土地、资金）寻租”

。

据胡和立的计算，1987年和1988年中国经济中的租金总额分别达到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0%和40%的惊人规模，另据万安培对1992年全国租金总量的估算，其数额竟然达到6243.7亿元，相当于该年国民收入的32.3%。

吴敬琏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上述数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敬琏在1993年组织出版了《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

为了正确地表现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寻租活动中的主动作用，书名改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到了1997年，根据“十五大”

决议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企（主要是中小企业）改制，寻租又出现了新的形式。

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在“放小”

的过程中把老职工扫地出门，自己却趁机大发其财。

正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的吴敬琏在1997年11月6日的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一文，醒目的标题就叫《别打股份合作制的歪主意》，严厉抨击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这种“剥夺大众以肥私”

的恶劣行为。

1998年，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写了《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分析》一节文字，继续运用寻租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力量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