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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第13页）

后来事实虽然变换了，还有借他们出面的。

如《汉书·谷永传》说：当时的掖庭狱，“为人起债（代人放债），分利受谢”

，亦有官自放债的。

如隋初尝给内官以公廨钱，令其回易生利，这种公廨钱，就是可以放债的。

其类乎封建财产的，则南北朝以后，僧寺颇多殷富，亦常为放债的机关。

私人放债取利，较大的，多为商贾所兼营，如《后汉书·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

则并有代他奔走的人了。

《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当时的回鹘，多放羊羔利（利上起利）。

回鹘也是从西域到中国来经商的。

这是因商人手中，多有流动资本，所以兼营此业最便。

至于土豪劣绅之类，即在本地方营高利贷业的，其规模自然较此为小，然其数则甚多，而其手段亦极酷辣。

《宋史·食货志》载司马光疏，说当时的农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陈舜俞传》说：当时放债的人，虽“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斧锜之属，皆杂取之”

，便可见其一斑了。

大抵借贷有对人信用和对物信用两种。

对物信用，须能鉴别其物，知其时价；对人信用，则须调查其人之财产及行为；亦有一番事情，且须有相当知识。

这在放债者方面，亦须有一种组织。

所以逐渐发达，而成为近代的钱庄及当铺。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

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

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

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这在当时，还无怪其然（古代学问的发达，不能不为地域所限。

儒学盛于鲁。

法家之学，托诸管子，疑其初盛于齐。

《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泻卤，人民寡，太公劝女工，极技巧，通鱼盐，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齐冠带衣履天下。

这或者出于附会。

然齐鱼盐工商之业皆盛，则是不诬的。

齐国在当时，资本必较发达，所以节制资本的思想，就起于其地了），然至后世，学者的眼光，仍限于这一个圈子里，就可怪了。

如前述汉代儒家的议论，即其一证。

宋学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

宋儒亦很留心于政治和社会问题。

而纯粹的宋学家，亦只重视复井田为致太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证。

然此犹其小者。

至其大者，则未审国家的性质。

不知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

其中虽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然而总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