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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收割（第2页）

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

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9年到1983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大部分短篇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

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

往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

，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

这个时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

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

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

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1983年第一次出三卷本选集，在签名售书前做准备。

自1984年至1989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

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

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

。

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

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

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

我的文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_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

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

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

。

我想人的所谓的“具花一现”

（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

自1990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

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人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

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

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