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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第8页）

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

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

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

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

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

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

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

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

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

我犹豫了一秒钟。

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

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

。

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

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

，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

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

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

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

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