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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第6页）

的狂热，使丹·拉瑟在这次失误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话语权的另一半》，写到了对华侨公司那次采访：“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

博客里引了小庄那句话：“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底下有位读者跟了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哎。

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

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

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

她说：“之前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

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

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

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

之后写《愤怒与自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

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

，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

、“强奸犯”

、“蛆虫”

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几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

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MERICANGO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党有五万人，自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

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

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陪我们的留学生突然转过身去，脸色苍白。

他曾受过光头党围攻，如果不是一对老夫妇喝止，“必死无疑”

。

谁也不说话了，紧紧握住手提箱拉杆，不远处，警察背着手捞一把瓜子闲看着。

第二天我出门，找不到出租车，拦住了一辆破拉达，开起来像犁地一样。

头发蓬蓬乱的司机听着重金属音乐，能讲一点英文，唠叨着“还是共产党时代好，有面包吃”

。

他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个大公车前面。

“知道吗？彼得堡每个星期都有有钱人被暗杀。”

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个杀手，只杀人，十五万美金，一点都没动。”

他赞赏地挥一下手：“就是要跟这帮资本家干到底！”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