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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3页）

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

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

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

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

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

在孟子息邪说、距诐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距诐行的冢相。

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

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

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

（可惜满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

，只知太后下嫁。

不然，周公又成满酋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

）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

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

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岂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

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

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

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作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实新学伪经，便是清朝的康有为作的。

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太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

，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

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

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灭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

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

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

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

，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

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

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它是个“大小总汇”

，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

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来。

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

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

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

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

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去。

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