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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9页）

这书的思想之源泉，总是在孔子的。

既认定纲领，则如有人说“孔子作《春秋》”

，或者说“孔子后学以孔子之旨作《春秋》”

，是没有原理上的分别。

公羊家言亦是屡变。

《传》，《繁露》，何氏，各不同。

今去公羊家之迂论与“泰甚”

，去枝去叶，参着《论语》，旁边不忘孟子的话，我们不免觉得，这公羊学的宗旨是一个封建制度正名的，确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确不类战国中的背景，尤其不类汉。

三世三统皆后说，与《公羊》本义无涉。

大凡一种系统的伪造，必须与造者广义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与新朝政治是也。

公羊家言自然许多是汉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实不与汉朝相干。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后人以历史待它的原故，于是乎有“断烂朝报”

之说。

这话非常的妙。

但知《春秋》不是以记事为本分，则它之为“断烂朝报”

不是它的致命伤。

这句绝妙好词，被梁任公改为“流水账簿”

，便极其俗气而又错了。

一、春秋像朝报而不像账簿；二、流水账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账，并非断烂之账。

断烂之账簿乃是上海新闻大家张东荪先生所办《时事新报》的时评，或有或无，全凭高兴，没有人敢以这样的方法写流水账的。

“史”

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

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

一样的不通。

且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

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

即司马君实也是重在“资治”

上。

郑夹漈也是要去贯天人的。

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

其所以有鲁之记载，容或用为当时贵族社会中一种伦理的设用，本来已有点笔削，而孔子或孔子后世借原文自寄其笔削褒贬，也是自然。

我们终不能说《春秋》是绝对客观。

或者因为当时书写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为忌讳，所以成了《春秋》这么一种怪文体，而不得不成一目录，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义而已。

这类事正很近人情。

鲁史纪年必不始于隐公，亦必不终于哀公，而《春秋》却始于东迁的平王、被弑的隐公，终于获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个终始。

故如以朝报言，则诚哉其断烂了，如以一个伦理原则之施作言，乃有头有尾的。

孟子的叙诗和《春秋》虽然是“不科学的”

，但这话虽错而甚有注意的价值。

从来有许多错话是值得注意的。

把诗和伦理混为一谈，孔子时已成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