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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新星与批孙 3（第3页）

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由理论探讨迅速升格为政治斗争的大辩论中，吴敬琏扮演的角色是尴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可是在这场批孙斗争中，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批孙”

的积极分子。

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思想上的原因。

吴敬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中阐述的理论基本上秉承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论尼·苏汉诺夫札记）》中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执政，先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性阶段，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其中包括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孙冶方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认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演进的基础，而价值规律、货币交换等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是人事上的原因。

自1961年之后，吴敬琏就被属于中宣部管理的于光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征调去写书，与科学处的一班人十分熟悉。

而此次，中宣部派出的进驻经济所的工作组，就是从科学处抽调的。

1964年春季，编写组去东北考察调研，吴敬琏和陈吉元原本是应当随队前往的，然而，于光远却把他们留了下来，为工作组即将进驻而向他们摸底。

所以，当工作组进所批孙的时候，吴、陈以及周叔莲就成了被利用来“批孙”

的骨干。

吴敬琏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工作组进所后，照着搞运动的老套路，先是扎根串联，找出一些积极分子来，当然我和陈吉元都是工作组依靠的积极分子，然后就先‘扫清打外围’，抓几个‘反革命’出来，从揭发顾准、骆耕漠、杨坚白的所谓‘历史政治问题’入手，然后就给孙冶方加上‘招降纳叛’的罪名，开始揭发批斗。”

在对孙冶方的批判中，吴敬琏担当了“理论反击员”

的角色。

在这一年12月期的《经济研究》上，他与陈吉元、周叔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指出：“一种社会生产只能服从于一个目的，而不能服从于两个不同的目的。

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

这一论断显然是冲着孙冶方去的。

对孙冶方的批判，是吴敬琏此生参与的第一场重要的理论论战。

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他还将卷入10多场重要论战，其中不少场的是非曲直，迄今仍未定案。

不过就第一场而言，他站在了真理的对面，尽管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被利用了的配角。

吴敬琏日后对这段经历从不讳言。

他说，这段时期所研究的问题和所做的学问，虽然其中是一些技能型知识，还是有用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些“假问题”

和“伪科学”

。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参加对孙冶方批判的事，一次次揭开滴血的伤口，表达忏悔，对自己进行批判。

1997年，他在《我与顾准的交往》一文中沉痛地写道：“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却不能不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错误的态度引为终生的教训。”

2000年，吴敬琏因揭露股市黑幕而达到个人声望的顶峰，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专门为他录制了一期节目，以表达对他的敬意，面对全国亿万观众，他坦陈，“我也曾经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当过风派人物……”

在谈及孙冶方和顾准时，他说，“他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我要达到他们那个境界还差得很远”

。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运动，拿敢讲真话的老马克思主义者孙冶方开刀，使全国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此后13年，中国经济理论界万马齐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