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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劳改队生活 2（第3页）

以后，又将清查的重点转向昔日清查“五·一六”

的同盟军、今日的“五·一六二套班子”

——“大批部”

。

1971年4月，学部干校奉命迁到了距离息县50里外的明港镇，住进了一所被废弃的军营，从此，不再需要劳动，每天只搞政治运动，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明港更像一座“集中营”

。

运动的主题还是检举揭发和批斗“五·一六分子”

。

随着斗争的“深入”

，坏分子越挖越多，以至于经济所100多号中有三分之一都成了“五·一六分子”

。

吴敬琏更是厄运连连，有人揭发说，自己曾经让吴敬琏修理收音机，当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美国之音”

，于是，他又多了一条“反革命”

罪名——“偷听敌台”

。

他几乎隔三差五就会被批斗，有时一天还会被斗上三四次。

他被“隔离审查”

，连里大多数人都不太敢跟他交往。

学部的“大批部”

成员中，很多人被迫屈服了，还有人不堪其辱愤而自杀。

吴敬琏却死活也不肯承认，他因此被批斗，多的时候，一天会被游斗3次。

他回忆说，经济所的军宣队队长似乎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生”

的反感，每一次批斗会，指导员对他喝喊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把你的破眼镜给我摘了！”

他还被逼着供认自己的“同伙”

。

柳红在《吴敬琏》一书中写道：“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及，在笔者走访吴敬琏的同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用逼供的办法时，吴敬琏总是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

不过，这一切遭遇对于吴敬琏来说，都有点无所谓了。

他的朋友周叔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下过这样一个情节，“我走出小屋子，往后面一排房子一看，二排的吴敬琏在离我约50多米处洗衣服。

他抬头看见我，开口唱了一段样板戏：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当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的不少，他用泰山青松跟我暗示，他没有承认，也要我挺住”

。

最后，吴敬琏因为“顽固不化”

，被定性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送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劳改队。

在这个队里，既有像他这样的中青年“反革命分子”

，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