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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突破口 按劳分配 2（第3页）

。

事实也是，中央的理论务虚会是和各省的理论务虚会结合进行的，当北京的务虚会上揭发大寨问题的消息传到太原，山西的务虚会马上开了锅。

当时陈永贵仍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很多人替吴敬琏捏一把汗。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说，“我当时并不担心，因为，大寨问题的‘盖子’迟早会揭开”

。

还有一次，那是在1981年，吴敬琏去南京调研，当地官员邀请他参观在天王府旧址举办的一场太平天国展览，一路看下去，让他非常惊心。

第二天，金陵大学的老同学请他在南京大学礼堂做一场报告，他由前日的参观即兴说起，太平天国起事是以“平等”

相号召，但是建国之后却严分尊卑，清军包围南京时，城内饥民无穷，局势空前严峻，天国却还建起了100多个王府，王爷们在那里穷奢极欲。

他因此推论说，农业社会主义发展下去一定就是封建社会主义。

他的这番言论很快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

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文章，说：“共产党长期在农村环境中从事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斗争，同时，党的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成分，他们很容易把平均主义混同于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再发生‘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互为表里。”

这篇文章投给了《经济研究》。

1981年第4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在印刷厂里刚刚印出来，从社会科学院院部就传来了南京方面“出事”

的消息。

原来南大两位教员写了一篇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章，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结果受到北京的严厉批判，学报主编因此被撤职。

据南大的两位作者交待，他们写那篇稿子，是受到了吴在南大礼堂讲演的影响。

一天，经济所一位副所长找吴敬琏谈话：一是院里要销毁这一期的《经济研究》，二是劝他写一篇文章参加对南大学报文章的批判。

吴的回答是，“销毁是杂志社的权利，我没法干涉，写文章批判，不能从命”

。

这件事就尴尬地拧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所长许涤新坚持说，杂志已经印出来了，销毁掉要浪费上万块钱，下不为例吧。

就这样，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

在口述史中，吴敬琏回顾改革初期的研究工作时说，当时，他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双向思考是并行的，甚至对后者的思考更多一点。

然而，由于经济改革的举步维艰，众多现实的、技术性问题层出不穷，让他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把精力渐渐放到了前者身上，关于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讨论基本上就停滞了。

而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一度是新执政者在清算“四人帮”

时最重要的理论武器，而一旦任务完成，便被束之高阁。

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十分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当人们反抗一个暴政时，往往以推翻它为成功的终点，却很少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这便造成了国家悲剧的循环式重演。

吴敬琏再次慎重地回到这个话题，已是在20多年后的200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