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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东欧来的经验 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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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shg.tw）”

！

（五）成立公司以后，公司与企业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如何调节比较好？特别是政府应如何领导或指导公司的经济活动？成立公司后工业城市的经济应如何组织和管理？

（六）对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方法”

和“行政方法”

应如何看？实质是什么？彼此的关系如何？

（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应该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你认为哪种看法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

（八）对苏联196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1979年的改革新决议应如何评价？

（九）南、匈各国经济都比较重视市场机制，但都存在消费过度、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外债增多、赤字预算等通病，应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毛病？

（十）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都存在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经过改革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布鲁斯当然无法解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

他认为，经济决策有3个层次：一是宏观经济决策；二是企业决策；三是家庭决策。

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则有3种模式——“苏联模式”

、“匈牙利模式”

和“南斯拉夫模式”

。

布鲁斯倾向于“匈牙利模式”

，也就是只在宏观层面集中，不在企业和家庭层面集中。

在1979年的当下，布鲁斯的那些观点在吴敬琏和赵人伟听来，非常耳熟，他们告诉布鲁斯，在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与他非常相似，他就是孙冶方。

布鲁斯所提出的“分权模式”

，和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模式几乎如出一辙。

在吴、赵的陪同下，布鲁斯去协和医院看望了病中的孙冶方，两人用俄语交谈，一见如故。

赵人伟等将布鲁斯的讲话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意见。

布鲁斯当时的身份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层并不避讳，可见求贤与思变之心切。

正是因为布鲁斯访华的成功，接着促成了另外一个流亡经济学家的到来。

奥塔·锡克（1919~2004年）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

、名气也更大的人，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也是捷文版《资本论》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