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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第31章 单项推进还是整体配套 1（第2页）

始终被置于中心地位。

一直到90年代初期，很多人仍然坚定地认为，在不改变产权性质的前提下，只要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就能够让企业改革取得成功。

厉以宁的股份制方案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挑战。

因此，在设计改革总体思路时，厉以宁认为，应以企业制度的改革为主线。

1986年3月，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并责成建立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负责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

4月，厉以宁明确提出反对当时拟议中的价格改革，主要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不是市场均衡体系，企业仍不是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价格机制扭曲，市场体系和功能均不健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导致商品短缺，因此，设计未来的改革方案，不能以价格为突破口。

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又以所有制为基础，因而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制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

第二，在短缺经济中存在较多数量配额的条件下，力图以放开价格来刺激经济趋于稳定增长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已为东欧改革实践和西方经济运行事实多次证明。

第三，商品经济下的价格制度，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还不如说是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之后自我创造出来的。

因此，在厉以宁看来，市场定价制度的实现，只能是企业改革的归宿，而不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

作为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建立真正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由这些论述可见，厉以宁的“非均衡理论”

与他对股份制的倡导是互为犄角、自成体系的，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

在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观点之后，厉以宁接着说明了企业改革的具体办法，那就是通过“先包后股”

、“先股后包”

、“又股又包”

或“只股不包”

等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造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

。

到了之后的1988年，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课题组向国家体改委提交了一份《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提出了更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建议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8年左右的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

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

1988年至1990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1991年至1992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到1995年，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业集团。

在这8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在支持整体配套改革的阵营中，情况似乎要比厉以宁方面复杂一点。

从学派的名称上也可以窥见一二，厉以宁将之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

，而吴敬琏则自称为“整体协调改革派”

。

吴敬琏在耶鲁期间就日渐形成了整体改革的思路。

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制体系，因此，他所提出的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区分便是市场取向整体改革理念的某种体现。

归国之后，他的这一思路更为坚定。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单兵突进”

的企业改革是难全其功的，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据此，他在1985年7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时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个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