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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中国修史的历史源远长，历朝历代都会进行史书的修撰，而史书由于很多情况下是当朝录当朝事，因此会受到当朝政治或统治者的干涉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干涉史书可以上溯的历史很久远，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左传·齐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崔抒杀史官的事。

由于史官对崔抒杀齐庄公之事秉笔直书，于是崔抒杀了他，此后这位史官的两个弟弟续写此事也被杀了，直到史官的第三个弟弟续写时，因为崔抒了解到这种事是瞒不住的，所以才放过他。

而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的史记的编纂过程也是遭遇坎坷。

《汉旧仪》记载:“司马迁作孝景本纪，极言景帝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可知汉武帝曾削改史记。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也有同样记载，王肃提及由于汉武帝删改史记到曹魏时期孝武本纪只有录而无书（2）。

再根据后汉书可知史记在西汉多有亡没，至少有十篇有录无书。

后来的完整版史记是后来人补记的（3）。

由上可知史记在西汉时期有过被删改、亡没、补记的经历。

正因为《史记》的这种坎坷遭遇，后世对于史记补记者也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补记了四篇，《汉书·艺文志》记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

，更有甚者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4）。

再后来到了东汉章帝刘炟时期下令对史记进行删改，这次删改把史记删减的只剩十万多字（5），可见删改幅度之大。

之后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符坚有观看起居注并烧毁的记载。

符坚的母亲很早就守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将这些事如实记载，符坚收取居注观看，看到这些记录，大怒，将书焚毁，并且打算处置史官，只是因为当时史官已经去世，才没处置（6）。

而北魏时期的国史案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崔浩秉笔直书《国记》，尽述皇族（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并刻在石碑上。

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了往来行人的议论。

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拓跋焘知道后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最后崔浩被诛杀，崔浩家族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被诛，秘书郎史以下百人也都被杀，牵连甚广（7）。

大概差不多时期，南朝的萧齐也有皇帝干涉史书的记载，由于萧世祖曾经是刘宋的臣子，于是命令史官把关于刘宋孝武帝、明帝的不利之事都为其隐讳，于是《宋书》多所省除（8）。

除了以上列举的删改史书杀史官的，还有一些朝代由于史料为当朝所作所以多有隐讳，比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一些史料提出了异议，由于三国志所载魏文帝甄后死因为被赐死，但是魏书却记为病亡。

裴注认为，文帝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

魏书是为魏文帝隐讳，才崇饰虚文。

并且裴松之认为魏史（曹魏方面的史书）为魏文帝隐恶，做的不到位，夸赞陈寿做三国志将隐语删除的行为（9），可知魏国史官作史时有所隐讳。

再如《周书·萧大圜传》曾提及滕王问萧大圜如何为皇帝作纪，滕王问如果隐讳则所记非实，如果直书是不是又不敬呢？萧大圜回答“这种说法不对，即便有隐讳，也不足为怪。

并举东汉时汉明帝为《世祖纪》及汉章帝为《显宗纪》的例子说明，“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讳国之恶，抑有礼也”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