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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陕西的原由（第2页）

在哥哥的关照下，孙连雄以平调为名，当上了县第二轻工业局局长。

刘杏花以调动的形式，被分配到县渔业加工厂，当了一名会计。

孙大富也通过“走后门”

手段，在县农场的苗圃做了临时工。

孙家因为用几乎全部家底赔偿了被致残的人，所以来漕泽后，不可能再给孙子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抚养补助。

孙大富由于挣得那点临时工资也只够养活自己，再加上他本来就没有任何家庭责任感，所以从来不往家里拿钱。

可以说，两个孩子几乎是刘杏花一个人省吃俭用，用自己低微的工资收入拉扯大的。

也许是没有血缘关系和刘杏花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孙家恶行的缘故吧！

这两个孩子从小不但没有和孙家有丝毫的感情，反而还对其恶行非常厌恶和憎恨。

1982年，刘之丹去世后，刘杏花更加坚定了离婚的念头。

在孩子们的支持下，她第8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由于新婚姻法的颁布，原来模糊的条款有了清晰的规定，再加上孙连英的去世，孙家再也没有势力和理由能阻拦她离婚，才使得她得以脱离虎口。

由于孩子们坚决提出跟随母亲一起生活，法院遂把两个孩子都判给了她。

离婚后，刘杏花求助于厂领导，提出借住厂里的房子。

厂领导对她的不幸婚姻非常同情，就破例地借给她两小间职工宿舍。

离婚后，刘杏花就像旧中国被解放一样，高兴极了。

她鼓起生活的勇气，全身心地抚养着两个孩子。

离婚后，她自然想到王新，曾做过与他能生活在一起的幸福美梦。

但她很快就打消了这个自己也认为不切合实际的念头。

她想王新上了大学后，事业一定有成，一定找到比自己更好的人，而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

自己不用说找不到他，就是找了他，也不能去破坏一个家庭。

离婚后，她给孩子们改了名。

为了永远留住对王新的思念，体现他俩是自己和王新的共同骨肉。

在改名时，她再次运用中文文字特点，特地选择了内含有“王”

的字，所以女儿叫刘琼，儿子叫刘玮。

离婚后，孙家更不可能负担孩子的任何费用，所以她娘仨生活的非常困难。

但再苦再累，也没有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和健康成长。

也许是受到王新遗传的缘故，刘琼和刘玮从小就显得聪明、懂事，学习上更是刻苦努力。

高中毕业后，刘玮考上西北工业大学，刘琼考上陕西师范大学。

为了留在身边照顾母亲，刘琼毕业后回到漕泽县城，在中学当了一名物理教师。

同年认识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学毕业后回市，已担任县科技局干部的杨佳良，并于第二年春结婚。

而刘玮则如前所说，仍然不断继续深造。

刘之丹去世后，刘杏花除了给父亲做过头周年的祭奠外，再也没有回过山西老家，当然更不可能知道王新后来的任何情况。

所以，当刘玮告诉她，他的导师叫王新时，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王新”

就是当年自己那个深爱的“王五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