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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8页）

人们上了当，不研究错误所在；又不肯好好学习，硬说坝改修好了，淤积不会再上延了。

这是苦难群众，苦难领导，所以我在大会上说请大家深刻反省。

三门峡坝这一乱摊子没有收拾好，又去设计小浪底坝，这意味着不管这乱摊子了，让淤积发展吧。

这怎样回答周故总理的叮嘱：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呢？

三、1963年河北省天津市大水，政府事前提出要确保天津和津浦路通车，这原是做得到的。

由于行洪的方法错误，殃成水灾。

若行洪得当，则津浦路以东的损失和人民淹死是可以避免的。

我曾提出政府这次行洪的错误所在。

在中山公园还展览了四役拦洪抢救的模型，大肆宣传，竟无人向政府指出其纰繆。

这说明我国防洪知识普遍地低落，也显示了政府的无能。

我作为水利工程的教师，也有责任。

我若缄口不说，就是不爱国，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该考虑，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数，也应惩治指挥的技术负责者。

四、1966年四川汶川渔子溪要开发一个长输水道水力发电站，这在解放后还是创举，在全国各地可修建的地方很多，由我校水利系张永良书记和张光斗教授率领半系教师前往当地设计。

我听了报告后就提出这设计有三方面错误，其中一点是把调节日内用电用水不匀的小水库设在河中输水道之首，这样峰载时的需流45秒立米必须由输水道通过。

照常例若在输水道之末端山头上设一前池作日内调节，则输水道只须通过65秒立米，也不需要昂贵的调压塔了。

过水流率减小七倍，输水道可改明渠，工程大大减小，全部土木工程费用可以减少四倍之巨。

我系内无人信我的话，反而批判了两次。

后来造完了，我又提了具体意见，也送到水电部设计施工的单位和水电研究院，没有下文。

第二级开发仍照同样设计，又浪费了四倍的工程费。

我到成都两次演讲，说明长输水道必须设前池于山头来调节日内流率，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

因为西南山头到处有这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发电。

我把渔子溪设计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不然国家将重复这种错误，损失将多大！

五、1970年长江葛洲坝的修建是否失误，应好好总结。

这将有助于决定三峡大坝的可行性。

修建这两坝等于否定工程必先通过经济核算，必先考核对于上下游水文地貌的影响。

这方面我已发表过两三篇文章，不赘。

许多人说，假使不修葛洲坝，可以改为修多少中小型的电站，而投资早就回收。

这原是上级的决定，但现在还有争议，说明政府屡次申令要注重经济效益，负责人又不对上争论，政令自相矛盾。

这次可公开讨论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是可取的民主方式。

但被邀其多正面人士，像我这样反派人士就要排除。

或许鉴于五七年黄河三门峡之七天争辩，有黄万里一人出席，会就太热闹了吧！

六、1975年河南两个土坝溃决，死亡人数打破水灾的历史记录。

若按今兴安岭森林失火例，则部长和各级领导难免问罪。

这且勿论，事后便怪洪水设计太小，现行统计法有误，竟擅自下令一律改用“最大可能降水量”

。

按此法是设想极限情形下的最大暴雨，没有概率的概念，能算成洪流，中间误差很多很大，是不可靠的。

现在计算所得结果都大致把统计所得成果加上20左右。

实际上这是统计中一个样本误差问题，有的统计系列短，校正样本误差就该加20、30或更多，系列长的只该加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