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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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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自述人生（.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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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

这题目是从一位老作家在1979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这个观点：文学是镜子，政治是鞭子。

谈起1979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

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

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绺绺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

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唯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1979年，又不能不从1975年说起。

1975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

、“人才难得”

的话，因邓小平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

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

，还把“革命”

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

，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

，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

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的车间承担一部分。

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

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迸发，生气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旋涡。

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是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

“人”

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

当别人的命运介人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

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来找我，说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

，我从没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

当时没有问许以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

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生着闷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

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没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宿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

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

的滋味。

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

新华社1976年6月2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