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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就动（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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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自述人生（.shg.tw）”

！

有“感”

就“动”

1995年6月27日，台湾的“作家协会”

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从大陆来的作家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

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

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升起一股诚恳的激情。

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

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

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

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

。

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妙用，让人放松。

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昧，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烁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曰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管就不是人……

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萧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盘得的英国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

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丟，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

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

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

，哪怕是“偏激”

，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

鲁迅不“激烈”

吗？不“偏激”

吗？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

，多么深刻的“偏激”

！

艺术不是公认被当做“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

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

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人。

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