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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周作人的书，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胡适的态度不能不受时局的影响，他本人是太炎门生，笔下不会不有所倚侧。

称刘半农为博士是同情和怜悯，称胡适是嘲讽，这心态先就不对。

除去这两点，应当说所记基本是实情。

至于说英美派绅士即胡适等人，看不起刘半农且明嘲暗讽，怕言重了。

心里看不起，脸上或许会不屑，言语上怎样伤害，想来不会吧。

他们的存在，他们与日俱隆的声誉，对刘半农这样没有留学经历，且与太炎门生们过从甚密的教授，无形间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再就是，刘半农不前不后，恰于&ldo;民九&rdo;即一九二○年赴法留学，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五四运动的热闹劲儿过去了，要在北大这样的学术重镇生存，凭靠的不是一时的痛快，而是学术上的建树，这样的情势之下，刘半农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资历了。

就是英美派绅士不明嘲暗讽，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吗？只能说刘半农是个有上进之心的人，是个能与时俱进的人。

这一点，他比那些太炎门生们，要高明多了。

这与他当时年龄不太大也有关系，刘半农当年不过二十九岁，与胡适同年出生。

黄侃的心态就是鲁迅的心态，刘半农的处境就是鲁迅的处境，还没有进入北大，鲁迅的心态和处境，已大致确定了。

这是我们事后的分析，当时鲁迅怕是懵然不知的。

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高高兴兴地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堂，讲起他精心准备的中国小说史了。

这就是鲁迅的不幸。

没有赶上昔日的辉煌，却恰好承担了今天的艰窘。

好在他是有大本事的，自负与才学让他一时还感受不到历史的冷落。

已然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更让他兴奋不已，一展雄才，此其时矣。

只有当豪华落尽之际，才会感到岁月的无情，人生流转的无奈。

以上只是就北大的情形而言，若是放眼那个大的时代，对鲁迅的处境，就可以看得更清了。

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

这就要说到中国了。

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什么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

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它们的异同，各自的起止时间，就没有准确的界定。

还有的，一说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

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又超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新文化运动时省略了&ldo;五四&rdo;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