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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际文坛概观（第2页）

的唯一的大道的科举制度。

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了解汉民族的心理的一例。

科举制度的弊端，言者殊众。

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及的。

尽管这种考试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诅咒，但却是一个已成了固体的制度，更不能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

蒙古人于此点毫不注意。

他们大约以为从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从马上治之的罢。

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国南部之后，三十余年来从不曾想到过要举行一次两次足以绥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愤心的科举。

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复了科举的旧制，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

然而其科举的制度，却不甚公平。

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便颇不相同。

榜亦各别，不能混杂。

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

而“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如此显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汉人南人们生了歧心。

更有甚者，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科举更不是唯一的“出身”

的大道。

《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谓：

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

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董子。

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

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

文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

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

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

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

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

远夷外徽，授以长官，俾之世袭。

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

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

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

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

虽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

故其铨选之备，考核之精，曰随朝外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

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降，其纵情破律，以公济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

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上面所引的话，虽然简单，但已足够见到元人的宦途是如何的广大而繁杂。

所以仁宗虽恢复了科举制度，而这种科举制度已非复像往古一样，是士子登庸的唯一要津的了。

名存而实亡，中举者的权利，直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