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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发展（第2页）

从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便降临到他们一家人的头上。

张亚勤3岁识字，5岁上学。

与普通孩子的死记硬背不同，他对图像有天生的敏感。

幼年时期，他就显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天赋。

张亚勤回忆说：“我从小看什么东西都能记住，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

1977年10月，全国到处在传播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张亚勤记得，那年12月的一天，他从报纸上得知了有小神童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的事情。

11岁的小亚勤被这篇报道吸引住了，或许是小孩子的好胜心，又或许是这颗璀璨的童星注定要开始发光发热，他坚定地对妈妈说：“我要上大学！”

母亲不想给亚勤压力，对他说：“你11岁上初三已经很了不起了。”

张亚勤果断地说：“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距离高考只有7个月的时候，由于长期劳累，张亚勤得了急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

但他一门心思还是想着两个字“高考”

。

母亲心疼张亚勤，怕他的身体扛不住。

张亚勤的回答是：“我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如果不去尝试，放弃考试等于承认失败，等于是零分了。”

母亲知道，儿子决心已定，自己无力阻止。

她在为儿子担心的同时，也感到了骄傲。

遗憾的是，张亚勤以10分之差落榜了。

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张亚勤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他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中科大创建了首期少年班。

终于，张亚勤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他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人。

他们来到学校，看到了好几个和他们年纪差不多的少年。

郭元林后来回忆说：

作为第一届少年班招生的对象，其实我在参加高考之前就已经被确定录取了。

当时我还在上高一，因为参加数学竞赛获得了全省第二名而被华罗庚选中，提前进入大学。

头几届少年班的招生，名义上虽然也需要考生参加高考，但实际不论你考多少分，进入少年班这件事早在招生老师选中你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从1978年开始，“戴着红领巾的大学生”

在中国出现了。

郭元林和他的同学们在铺天盖地对第一期少年班报道的感召之下，“带着刻苦学习、报效祖国这样单纯而崇高的感情还有高涨的求知欲望与学习冲动”

，穿梭在比他们大上四五岁甚至更多的人群当中。

他们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风景。

郭元林因为获得过数学竞赛一等奖，在省里也是不大不小的“明星”

，但当他真正进入少年班这样的团体之后才发现，周围的同学超过一半都是各自家乡的“公众人物”

，这其中也不乏让郭元林十分敬佩的“神童”

。

对于这些平均年龄还不到14岁的大学生来讲，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像陀螺一般，周而复始运转着的。

早操、上课、吃饭、晚自习、按时就寝，偶尔看场电影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或者为某个学术定律，以“捍卫真理”

的名义和同学争论一番。

幸运的是，因为郭元林从小就喜欢研究电路，所以二年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他如愿选择了自动化控制专业。

不过，像他这么顺利选择到合适专业的并非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