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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我一直为当年买传呼机的壮举感到得意。

因为这传呼机在我恋爱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在1992年之前，一个传呼机值两千多，甚至要托关系才能买到。

它是一个男人身份的象征，是一个男人正在干大事的标志，和两年之后的砖头手机一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

传呼机别在腰上，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谈业务之前，通常都会事先安排一个同事或朋友在某点某刻呼我一下，关键时候“嘟嘟嘟”

地响起来，我们便在客户面前得意地拿起电话，装模做样地说一大堆，电话里说的全是百万以上的大生意，诸如：“那20辆丰田车赶快发过来”

、“你先打一百万过来，那几十吨钢材已经发货了…”

其实那个时候，全国人民有90％的人都在作汽车生意，剩下9％都在做钢材。

包括大街上卖菜的太婆在内，每个人手上都有几十辆进口轿车或者几十吨螺纹钢正等着出手，价钱都低得吓死人。

当然，最后还有1％的聪明人在搞策划，策划的都是大生意，比如给月球的内外墙粉刷涂料、给长江加一个锅盖、开发飞机转弯灯、生产火车轮胎等等国际化的大买卖。

但接到传呼后，在电话里说这些事可信度更高，当场就可以把男人们镇住，让女人们慧眼识英雄。

长期以来，我们就有以物取人的习惯，以前的说法是“红鸡婆，绿鸡婆，青春献给大摩托。”

90年代初有些县份上也说：“小母鸡，骚母鸡，青春献给传呼机。”

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个传呼机，周家梅才能在一个关键时刻和我联系上。

星期四下午周家梅没有上课，我们一起给王建南饯行，吃过晚饭后，我和她一起去火车北站送他去北京。

吃晚饭时，我发现周家梅和往常大不一样，有时温柔体贴，有时娇嗔可爱，让我莫名其妙、魂不守舍。

一路上，我的传呼机不失时机地响了好几次，我在电话里谈的话题全是中国经济领域、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重大事件，让周家梅崇拜不已。

我差点异想天开给美国总统布什回个传呼，谈一谈海湾战争的善后事宜。

送别了王建南，我和周家梅走出了火车站。

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和她沿着府南河往九眼桥慢慢地走。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甜蜜的一段路，这时，我们已经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了，也许外表还不算特别般配。

她紧紧依偎着我，白衣黑裙步履蹁跹，一路上让很多英俊的成都街娃侧目而视、愤恨不平。

到了九眼桥我们又走向师大，因为她明天有课，不能住在我家。

从晚上10点走到凌晨2点，我们完全没有丝毫的倦意。

在她宿舍楼下，我们难舍难分，有好几次她从楼厅里跑出来，我胡乱地把她抱住，她说，明天下午一定要来接她。

她上楼不久，523的窗台上就出现了一个身影。

我也没有走开，站在她楼下，看着她的身影靠在窗台边上，再摸一摸我胸口上被她泪水打湿的衬衣，我也流下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忧伤的泪水。

这是我长大以来，平生第一次为女人流泪。

成都粉子（44）

当年那种恋爱的感觉如今再也没有体会过。

那天，我走出师大的校门，沿着沙河走回家里，一路上又是激动万分、又是偷笑不已。

第二天11点我才起床，想起要到肖家村福利印刷厂取锌版回公司，我牙也没刷就骑上车。

在印刷厂和生产科长吃了午饭，喝了二两跟斗酒，回到公司已是下午3点。

来回穿越了大半个城市，一想起即将见到周家梅，我又兴奋又疲惫，没等下班，我骑上车飞驰电挚地往师大赶去，我把脚踏板蹬得像风车一样，九眼桥，到了，沙河大桥，到了…我知道周家梅正在宿舍等我，她一定和我一样焦急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