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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夏天的墙（第10页）

啊，我现在就找不到符合我心愿的他们和她们的名字，因为没有，从来没有，没有这样的词汇这样的语言，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其实和健壮的臂膀一样美呀，她们其实和纤柔的脚趾一样美和温柔的双唇一样美呀。

脱去精心设计的衣装那才是真正的美丽，每一处肌肤的滚动、每一块隐约的骨骼、每一缕茂盛的毛发那都是自然无与伦比的创造，矫饰的衣装脱落之时美丽才除净了污垢，摆脱了束缚，那明朗和幽暗，起伏、曲回、褶皱，处处都埋藏着叫喊，要你贴近，贴近去吸吮她呼吸她，然后观看，轻轻地走动起来互相观看，步履轻捷，每一步都是从头到脚的一次和谐的传递，舒畅的流动，人体这精密的构造，自在地伸展、扭摆、喘息、随心所欲，每一根发梢都在跳跃，这才是真正的舞蹈，全部的美妙连成一体为所欲为，坦荡的毛丛中那是男人和女人的天赋和灵感，爱的花朵，爱的许诺，生死攸关的话语。

恨，还有虚伪，不能使他们挺拔，怀疑不会让他们开放……男人和女人昂扬盛开的花朵那是最坦诚的表达呀，可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要遮掩起来？甚至不能言说？连想一想都是羞耻？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必须躲避起来才能纵情地渴求，流淌，颤抖，飘荡，相互呼救？自由自在狂放不羁的千姿百态，最纯洁无邪的心醉神驰，只有互相的需要，不顾一切地互相需要，忘记了差别弃绝了功利互相彻底给予，可为什么，为什么那倒是见不得人的？”

诗人百思不得其解。

诗人说：“亚当和夏娃懂得了善恶，被逐出伊甸园，为什么他们首先感到赤身露体是羞耻的？他们走出那乐园，走入人间，开始走入人间同时开始懂得了遮掩——用一片叶子遮住那天赋的花朵，为什么，走入人间和懂得遮掩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呢？”

诗人说：“我知道人的丑陋和罪孽，因而我知道人会有羞耻之心。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亚当夏娃首先要遮蔽那个地方？羞耻为什么以此为最？”

我看着诗人，心里相信，L就要成为真正的诗人了。

我从镜子里看着他，心想，在这些话语后面，诗人的思绪正在走向什么地方，诗人的消息有了多久的流传？

我从玻璃上，借助月光，看见诗人并不出众的身体，朦朦胧胧他年轻的花朵低垂着满怀梦想，我感到诗人的目光里必是流露着迷茫，我想，从那个八月之后，诗人L怎样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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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没有改造好的阶级异己分子被送去农村，有些反动分子不甘心失败而被打死了，有些“混蛋”

妄图报复因而也被打死了，有些老革命被发现原来是假的（原来是内奸、特务、叛徒）也被打死了，很多人被抓起来，有些人被打得受不了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了，那个八月里死了很多人。

那些血淋淋的场面我有幸没有目睹。

只是打死了这三个字像小学校里的读书声那样传来，曾让我心底一阵阵颤抖，十五岁的少年还说不清是为什么颤抖，但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阴冷和恐怖。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是因为那三个字的结构未免太简单了，那三个字的发音未免太平淡，那节奏未免太漫不经心了。

人们上街买菜，碰见了，说谁谁给打死了，然后继续排队买菜，就这样。

亲朋好友多日不见，见了，说某某某被打死了，或者跳了楼、卧了轨、喝了敌敌畏，就这样。

死了？死了。

然后说些别的事，随随便便说些别的事。

打死了，这三个字很简单，说得平平淡淡。

多年以后，我习惯了每天早晨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广播，我听见广播中常常出现这三个字，在越南和柬埔寨、在阿富汗、在拉丁美洲、在中东、在所有进行着战争的地方，广播员平平静静地报告说在那儿：“昨天，××游击队打死了××政府军××人。”

或者：“前天夜间，××军队在与××组织的一次交火中，打死了对方××人。”

听起来就像是说打死了多少只老鼠和打死了多少多少只苍蝇。

小时候我还是个少先队员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每天就是这样互相询问的：“你又打死了几只？”

“我打死了××只。”

每个星期就是这样向老师汇报的：“我们小队本星期消灭了××只老鼠，打死了××只苍蝇。”

可那是“只”

呀，多少多少只，听起来要合情合理些，不是“人”

。

“打死了多少多少人”

“多少多少人被消灭了”

，好像那些人生来是为了被消灭的，除了麻烦各位把我们消灭之外我们再没有什么事好做，好像人都难免是这样一种害虫，以备在恰当的时候予以打死。

当然，这些，十五岁的少年还想不到，那一阵颤抖很快就过去了。

十五岁的诗人对那副对联没有再多的印象，他的出身不好也不坏。

革命，最初正如他所盼望的那样，诗意盎然。

譬如说：大串联。

全国的大串联。

全国，几乎所有的铁路线上都运载着革命师生，日日夜夜风起云涌，车站上和旅店里住不下了就住到教室里和车间里，老太太们也都动员起来为串联大军做饭、缝被子，公路上到处都能看到串联的队伍，狂热的青年们高举着领袖像，唱着歌，意气风发地行进，无论是晴空下还是风雨中，高举着各式各样“战斗队”